清代“罗斛”,指以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为中心的一带地区。罗斛地区地处贵州西南边陲,在建置以前分属黔桂两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政治范畴和地理范畴的区域,这在罗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雍正五年(1727年)建置到清朝末年,这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构成了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笔者先后到罗斛地区所属的今贵州罗甸县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发现其境内有不少碑刻、家谱、遗迹等,这些实物资料与清代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中可以反映出清代罗斛地区各个活动主体的真实状况。本论文以民族关系为研究视角,结合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探讨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深入剖析和揭示罗斛地区社会运行的规律。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对清代罗斛地区的地理概况、建置沿革进行概述。同时论及清代罗斛地区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第二,论述清代罗斛地区主要活动主体的来源与构成,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清代罗斛境内主要生活着仲家(布依族)、苗族、汉族等族群,同时又形成了岑、黄、王、罗等几个大家族,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各个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民族关系的主要形式。第三,论述清代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之间互动的具体表现。主要对清王朝在罗斛地区的开拓与管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具体表现以及少数民族在剥削与压迫中的反抗斗争等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通过对罗斛境内各个活动主体互动的具体表现,总结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即友好与冲突并存,以友好关系为主流,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各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等,同时对其原因作深入分析。第五,主要围绕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对罗斛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并总结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清代罗斛地区民族关系及其特点和变化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当时罗斛地区的民族关系主要是通过中央王朝对这里实行的经营与管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各民族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体现出来。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又表现出较强的族群认同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协同发展等特征,这对构建新时期和谐的民族关系和推进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的命运和发展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构建和谐的回汉民族关系,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更是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宝鸡市城市社区为例,结合宝鸡市区回汉民族相关资料和田野调查,对宝鸡市回汉民族关系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先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其次是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宝鸡市概况:先介绍了宝鸡市的历史沿革、自然和人文环境,后从清以前和清以后两大时期介绍宝鸡市回族和伊斯兰教情况。第二章居住格局与社会交往:第一节从民族人口与居住格局分布来讨论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第二节从年龄、教育、职业结构方面讨论族群分层与民族关系;第三节从族群认知、族群交往两方面讨论社会交往与民族关系。第三章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第一节从回汉宗教信仰状况及族群宗教信仰的转换讨论宗教信仰与民族关系,第二节从回汉民族婚姻状况、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及族际婚的个案三方面分析来讨论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第四章宝鸡市回汉民族关系特点的总结及影响因素:从回汉民族对民族关系的评价发现,宝鸡市回汉民族关系整体融洽;其次笔者总结了宝鸡市回汉民族关系的特点,即互融性与联动性,敏感性与复杂性,边界性与和睦性;并且对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偶发事件四方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结语是针对构建和谐的宝鸡市回汉民族关系提出的几点思考,笔者认为应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宣传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四大方面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要处理好的社会问题。民族关系的核心涉及民族的地位和待遇、权力和利益。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我国在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建立了很多民族团结示范区、示范县、示范乡、示范村。本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郑家庄民族团结示范村的民族关系。文章首先对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理论的形成发展进行了相关梳理;其次参考马戎教授测量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结合郑家庄实际情况,对村中民族关系基本状况进行分析;接着从政策、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生态环境等六个因素出发,深入分析郑家庄民族关系和谐的原因,探究在郑家庄民族和谐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何者起主导作用及如何起作用;最后总结郑家庄民族团结示范区对民族和谐关系构建的启发。研究发现,村落中良好的道德风气、互帮互助的民间传统、多样的民间组织、规范的民间制度等民间内生动力在民族和谐关系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国家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则营造了较好的外围环境。

燕(广阳)国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该王国在政治、民族、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政治上,燕王的分封经历了三任异姓王,最终归于同姓王。从异姓王国到同姓王国的变迁,反映出汉朝最高统治者由“共天下”到“家天下”的体制性转变。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燕国的封域由最初的六郡规模被削减至四县。西汉中期,燕剌王刘旦谋反事件,暴露出朝廷立嗣制不明的制度漏洞。西汉王朝的诸侯王国分封政策以及郡国并行制的演变和调整,主宰了燕国的兴衰历程。燕国地处北边,在西汉前期所封六郡中,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郡皆为边郡。因此,民族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都是影响燕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燕国是汉朝防御北边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守备力量;另一方面,朝廷为了防范燕王媾胡的风险,在景帝三年削去燕国五个边郡,极大地削弱了燕国的实力。处于农牧交界线的燕国经济以复合型为特色。邻近草原的地理环境,使得燕国具有了发展畜牧业的优势。较为丰沛的矿产资源又带动了当地冶铁、冶铜业的发展。燕国的农业较之内陆诸郡虽无优势,但凭借并不落后的铁质农具制造业和发达的林木种植业,大体能够自给自足。燕国利用自身近胡的地理区位优势,大力推动边胡贸易,活跃了商品经济。

民族关系一直是民族学的重要课题,从民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分析、寻找规律是源于学术和现实的双重需要。回汉两民族都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各地,但在不同历史和地区的背景下,两民族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过程、状态和特点,对于民族关系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张家川县梁山镇处于两市三县的交界地区,人口构成相对复杂,且历史上汉回关系发生过多次变化,对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本文第一章先对张家川地区的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人口与民族构成以及宗教情况进行描述,之后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梁山镇及其周边地区,并对这一范围内的各项自然、社会情况进行叙述。最后从历史角度回顾张家川县梁山镇以及周边地区回族的族源,并将此民族发展历程与汉族相结合,以史实体现回汉民族关系的历史;第二章是以各个社会变量为角度分析影响梁山镇回汉民族关系的多重因素,首先是从居住格局出发,通过调查目前回汉民族居住分布状况,来分析两民族成员对住所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求所体现出的民族意识,以及这种居住分布对两民族成员来往频率的影响和意义。进而延伸到两民族在日常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等方面的交往情况,并着重分析了在学校和集市这两个公共区域环境下,民族交往情况的变化。最后从民族通婚的状况与人们对通婚的看法、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饮食等方面分析当地回汉两个民族沟通的文化深度;第三章以活畜市场为核心,描述了其建立的过程、对当地人生活的意义、搬迁及其影响,并从经济和文化两种角度论证了活畜市场是如何见证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变迁并承担回汉民族关系纽带角色的,并提出了“牙子”不仅是市场中的重要人物,更在调节回汉民族关系中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第四章首先反观前文,从历史、自然环境、经济、传统观念角度思考梁山镇及周边地区存在的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因素。尤其是经济上,部分回族通过从事商业获得了较多的收入,其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因此,矛盾一方面体现在他们与当地收入较低的部分汉族形成了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是新的经济观念影响到了全体当地人,尤其体现在被提高定价的彩礼钱上,部分汉族人的收入承担不起“提价”的习俗,并将之归咎于收入较高的回族人。另外,集市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同时,也因自身的不足,如管理不规范、汉族在交易中处于弱势等,导致产生了一些阻碍民族团结的因素。在总结上述原因之后,在文末提出了几点思考和建议:将落实民族政策作为首要目标,其次是通过经济建设切实改善回汉民族整体收入来调节民族关系,强化地区之间、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教育事业,改变人们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并接受科学知识,更好地与兄弟民族共同发展本民族、本地区的建设事业,并培养优秀的民族干部建设家乡;完善民族自治、宗教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它的发展及稳定状态会影响到全国的政局。长期以来,由于该地的民族关系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或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汉族和维吾尔族是新疆若羌县内人口较多的民族,两族在共同的地域内生活交往会产生一系列或融洽或矛盾的民族关系。长期融洽的民族关系会促进两个民族间的长远发展,而充满矛盾的民族关系则会阻滞两族人民和谐的交往与生活。从总体上来看,若羌县境内的民族关系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其中融洽是主流,而矛盾是次要的。本文选取新疆若羌县内的一个多民族村落为田野点,着重探讨村落内部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居住格局、交友情况、生产关系等层面上的维汉民族关系现状、存在的民族关系问题及村落内部的族际矛盾解决途径。基于此,希冀本文能以小见大为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从而丰富我们对新疆民族关系的认识,为构建和谐的边疆民族关系提供一些建议。

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关系互不相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关系研究也是反映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具体体现。学术界对民族关系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但本文另辟蹊径,从出租车司机这一切入点入手,试图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调查研究发现民族关系的全新体现。本文选取昌吉市为田野调查点,以该市出租车司机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文献法、田野调查法研究昌吉市出租车司机对民族关系的看法和影响。全文涵盖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昌吉市的历史沿革和民族人口;第二部分介绍了昌吉市出租车行业管理概况,包括城乡客运交通管理处基本情况、出租车公司基本情况;第三部分探讨了出租车司机视阈下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访谈,得出政府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居住格局这四个因素主要影响着昌吉市的民族关系;第四部分为出租车司机在民族互动中的作用,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角色分析、传播力分析,以及出租车司机的族际互动,得出出租车司机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第五部分是以出租车司机为媒介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建议,并认为出租车司机是促进民族关系的重要传播主体,需要政府部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乘客齐心协力来充分发挥出租车司机的媒介作用。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民族政策是我国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政策,它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所制定和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①以共享理念引领我国新时代发展,这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将推进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前在我国,民族杂居地区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本文通过多民族社区田野调查资料收集,对社区中“共享”资源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民族在长期交往联系中,基于经济、文化资源的共享以及环境共建的共享,形成了“文化交融型”、“经济依存型”、“环境共建型”的社区民族关系,从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彰显了文化自信,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民生,使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得以真正体现。共享理念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维护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推动了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共享理念给各民族关系带来新机遇新发展的同时,也对民族政策在经济、文化、机会等方面的完善和实施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新时期,对我国的民族关系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大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该重要论述的根本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此同时,还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为理论基础。所以,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所以,本文的正文部分主要包含了以下四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这部分主要是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来分别展开叙述,并加以分析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是如何形成的。第二章: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的主体和关键内容。这一章重点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三交”、促进“三和”,反对两种主义。第三章: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这是本文比较有新意的部分,也是经过我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将其概括为“四个统一”,即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求真性与务实性的统一。第四章: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通过对该重要论述的分析与总结,并结合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论述了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松潘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属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区域,该县由于“民族关系和谐”的特征受到学界的关注。松潘县和谐回藏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恰恰可以为学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合理性提供藏彝走廊的具体个案,也为该地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从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两方面,概述了松潘县的自然、地理和建制情况,回溯了该地回藏关系的演变。第二章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借助于民族社会学理论中影响民族关系因子,根据实地情况选取居住格局、宗教文化差异、民族通婚和回藏交往等方面具体考察。调查发现,该县居住格局大致有混居型和聚居型两类,回藏在居住择邻时受民族、宗教、民俗禁忌等方面的影响;宗教文化对于和谐民族关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较之甘南、果洛、甘孜等藏族聚居区,松潘县的回藏通婚率较高,影响该地回藏通婚的主要原因有宗教、人口相对规模和居住、语言习惯等因素;该地回藏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有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泛缘关系等,其中经济交往处于核心位置。第三章主要从经济、宗教世俗化、国家家政策和学校教育等方面探讨了松潘县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交往在松潘回藏交往中居于主导位置,经济互补和互惠是该地回藏和谐交往的主要原因。第四章首先总结了松潘县回藏关系的特点,认为具有互惠特点经济关系是该县回藏关系的主线。并讨论了松潘县回藏文化适应的主要内容,认为语言、饮食、经济和民俗等适应促使了回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回藏交往的文化适应恰恰是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内生性交往智慧和生存策略,对于该地区回藏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意义。结语中认为,互惠是民族交往的强心剂,是民族边界的粘合剂,也是防止民族冲突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融合剂。松潘县回藏之间以经济关系为核心,以互惠为内涵,跨越了异文化的边界,铺建了和谐的民族交往网络,构筑了民族共生的内生性规则,形成了该地区和谐回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以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王格尔塘镇这样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区域为例,以半农半牧区藏回汉等多民族群众经济收入与发展整体情况入手,梳理半农半牧区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矛盾冲突,通过多角度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民族发展不均衡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交织的冲突,有助于找到民族关系问题多发的内在原因,消除民族关系问题出现的隐患。本文第一章以王格尔塘镇的地理概况及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对本区域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人文历史作了阐述。第二章从王格尔塘镇藏、回、汉民族源流与分布情况对本区域民族构成作以历史回顾,并对半农半牧区经济类型、收入结构和居住格局归纳总结出王格尔塘镇民族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第三章以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为论述核心,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地区面对的从农民牧民身份到镇民市民角色的转换,面对少地弃牧后经济生活方式的变更对个人、家庭生存的冲击,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观察及记录的方法,对于新型城镇化进程做出解析,并通过国家扶贫开发易地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等民族地区平衡发展调控政策角度论述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保障。第四章是王格尔塘镇民族关系的特点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探析,首先对王格尔塘镇民族关系及特点做出了分析,并对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和政策建议。

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作为边疆重地,从西汉起,汉族人口就陆续的迁入,大多是派驻西域的官吏和军队来保护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稳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新疆建设和发展,在政府的主导下,大规模的汉族移民从祖国各地来到新疆,在迁入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汉族移民在同当地哈萨克族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实现了民族间的互动和交融,民族关系也对当地社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新疆阿勒泰地区政策性移民后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选取阿勒泰地区人数比重最多的两个民族-哈萨克族和汉族进行研究。文章从阿勒泰地区政策性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介绍了政策性移民后阿勒泰地区在民族关系和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影响阿勒泰地区政策性移民后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研究认为,影响新疆阿勒泰地区政策性移民后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互助合作关系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发展水平的差异、资源开发的冲突、生产方式的不同;在政治平等团结关系方面的影响因素有两种不同管理体制的差异、民族政策的实施有待加强、分裂势力的存在及其破坏;在文化共存繁荣关系方面的影响因素有风俗习惯的共存有待加强、教育水平的差异有待改善、民族共同体理念有待强化;在社会和谐协调关系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居住区域相对分离、社会交往不太充分等。针对以上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本文最后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通过减少民族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缓解民族间资源开发的冲突、合理转变哈族传统生产方式来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助合作关系;通过协调两种管理模式、完善民族政策供给、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来促进民族之间的政治平等团结关系;通过推进民族风俗习惯的共存、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树立巩固民族共同体理念来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存繁荣关系;通过改善哈族居住区域环境、实现民族间充分交流来促进民族间的社会和睦协调关系。

河西走廊以民族杂居著称,历史上是文化宗教传播、经济交流、民族融合的大舞台。西夏是西北少数民族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李元昊于公元1036年占领瓜、沙二州,占据整个河西走廊,标志着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为主要统治区域的版图的形成。公元1038年建国,历经十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帝国所灭。西夏境内生活着汉、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是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西夏统治者推行蕃汉官职并存、蕃汉文化并行,施行平等、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对主体民族党项以外的各民族没有采取明显的歧视、压迫政策,也没有像契丹、蒙古那样,将各个民族划分成不同等级,无高低贵贱之分,允许民族间的族际通婚,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融合,成为民族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统治民族地区的成功案例。尽管西夏民族政策也有一些消极性,作为维护统治的需要,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化的桎梏,但对当时而言,无疑是先进的、值得肯定的。西夏统治河西走廊190余年,成功处理了民族关系,在这期间,河西走廊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反抗和族群战争,其民族政策对河西走廊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强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密切交流,增强了河西走廊各民族对西夏文化的认同,民族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平稳定,为河西走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和平的环境。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使得河西走廊多元民族格局基本形成,加快了西北地区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也对如今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大有裨益。

民族关系的构建历来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好坏与这个国家的发展命脉息息相关。如果说科学技术水平与人才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主力军,那么好的民族关系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强大后盾。如果说边疆地区的稳定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和谐的民族关系就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经济的繁荣发展又是各族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所以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地区位于我国陆路边疆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多个民族,民族关系较复杂。能够影响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众多,有来自社会的因素、也有来自于民族本身的因素、还有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因素,而其中较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来自于社会的环境及其社会的变化,了解并掌握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对于构建和谐的新疆民族关系具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就“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促成和谐新疆民族关系不仅对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也有特定价值。新疆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又与多个国家相邻,周边国家宗教文化浓厚且发展较为缓慢,民族问题较多。“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多个省区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推动外,还给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了新疆地区同周边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在相互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既有促进新疆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有利因素,同时也会使得新疆地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从促使新疆地区人口流动加快、促进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速新疆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国家政策对新疆地区发展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对新疆民族关系产生着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需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人才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发展,也需要注重新疆和谐民族关系所需要的国内外环境的建设、注重对新疆各族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及警惕破坏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势力渗透。

裴矩,出身于河东裴氏家族,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四朝。是隋炀帝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也是隋炀帝时期最关心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官员,辗转归唐后位至宰相。在隋唐两朝的内政和民族关系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与隋炀帝“勤远略”的活动卓有建树,但也因此颇受诟病。本文通过现有史料对裴矩及其与对隋唐民族关系的经营进行考察,以期对裴矩与隋唐民族关系及其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论文内容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了裴矩的家世及其对裴矩的影响。不论是裴矩所属的“西眷裴”在河西地区的迁播,还是裴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家学家风造就的裴矩较高的文化素养,亦或是裴矩早年形成的为官处世之道,都在最初的时候为裴矩日后经营民族关系打下了基础,或者说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裴矩在隋及唐初的内政中的绝大部分事迹都与他参与经营民族关系构成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在第二章对裴矩与隋朝及唐初内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裴矩凭借平定岭南叛乱获得隋文帝重视,大业年间又以隋炀帝官制改革为契机,进入隋朝统治集团核心,得以参与决策隋朝的民族关系。另外,从他在江都宫的种种表现均可见他的为官处世之道和政治智慧,这也是他能够获得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得以参与和主持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归唐后的裴矩先是凭借其对突厥的斗争经验进入太子府,唐太宗即位后又被任命为民部尚书并针对唐朝内政多次建言献策。第三章和第四章作为论文的重点部分论述了裴矩对于隋唐民族关系的经营。隋朝建立之初到隋炀帝即位初年都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形势,在社会经济取得发展以及获得统治者支持的前提下,裴矩参与并主持了对隋朝周边民族关系的经营。包括他对西域和突厥的经略,以及在隋朝与高丽的关系的处理,其中兼论了裴矩入唐以后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事迹。因为对裴矩的评价大都离不开他对隋唐民族关系的经营,所以第五章对有关裴矩的历史评说进行了探讨。唐及五代人对裴矩的评价还较为客观,但进入北宋以后由于受到北宋国情的影响,史家对裴矩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裴矩在后世所谓“佞于隋而忠于唐”的形象也于此时定型,但此形象并不能客观反映裴矩及其在隋唐民族关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