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共同体是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方式,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着眼于百年党史的视域,以"个体认知—群体实践—整体重塑"三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可以大体看出,党对"中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依法确认;党对"中国各民族"聚居、杂居、散居的政策实践;党在宪制建设中彰显"中华民族"并带领其向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发展的核心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闪耀世界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历程,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长、成熟和壮大同向而行,同党史上的重要节点密切相关。从百年党史的视角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始终做到初心不改,坚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党史的重大节点适时调整具体政策,构建了"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这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地位;第二,必须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第三,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守正创新。

当前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着全球,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脉,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在疫情防控中采取不同态度和措施,取得不同的成效来凸显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性和现实性。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由理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领导力量等因素汇聚而成,在与中国传统的民族地区治理体制、苏联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以及当今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相比较中显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进一步研究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治理的效能。

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其重要而独特地位。在其统治时期内所创造和使用的各种制度不仅对整个"清"王朝的发展和衰落有所影响,而且对"民族"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重用。这些政治手段的使用使满族的发展有着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过程,其中最为特别的一项制度——八旗制度在前现代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塑造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爱国主义作为联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精神桥梁,凝结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搭载着对全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一致诉求。在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近代,列强入侵激发了中华儿女空前的爱国之情,各族人民转而自觉地、有意识地凝聚在一起;自新中国成立,爱国主义助推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进入崭新历史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应更好发挥爱国主义的强韧纽带作用,用爱国主义教育指引人们确立民族团结的牢固认知、培植人们维护民族团结的强烈情感、引导人们为深化民族团结矢志奋斗,并以团结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撑。培育和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法治意识,需要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和人生观,正确把握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互关系和时代内涵。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教育要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创新融合。把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融入少数民族大学生法治教育,成为新时代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建设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基地、精品法治教育教材课程和校园法治文化阵地,创建"网、端、微"法治教育平台等方式,凝聚爱国力量,滋养爱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捍卫者。

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发各界关注。好的艺术作品注重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的追求，是重要的教育载体。爱国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视听媒介和教育载体，与其他教育模式相比，更具有“活性”的教育特征，是阐释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爱国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表征，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使观众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要的情感、文化、历史记忆形成互动，推动集体记忆下共同体意识的仪式建构和认同构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载体。该文以战争类爱国电影《长津湖》为例，结合电影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对其内容与叙事手法进行分析，讨论新时代背景下爱国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和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能够彰显道德力量，可以给人们启迪，所以文学是构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方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积极作用。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他的创作往往立足于草原取材，但又不局限于本土观念，而是始终把个人的情感、草原生活的变迁和时代的巨变紧密联系，歌颂新生活、赞美新时代、讴歌新中国，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描绘边疆画卷，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为有着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藏族作家,阿来的汉语文学在认知"中国的西藏"与"在藏地书写中国"中表述着多民族"和合"的"历史的大势",并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参与世界对话,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场意义。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吊诡统一的语境中,关于阿来的研究却落入"藏地书写""藏文明认同"等阐释框架,误读了阿来执着于呈现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诉求,遮蔽了其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的意义。

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对维护国家领土统一、实现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都极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分析,分析不同阶段民族政策的价值偏向性以及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同影响。新时期民族政策对于国家认同的再强化,须加强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国家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建设。重视民族干部培养,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有效结合。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强化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包容性大、凝聚力强的命运共同体。

慕课教育模式贯通线上线下、课堂内外,是全方位育人理念在网络时代的重要体现。5G技术为民族团结慕课带来教育数据扩容与教育内涵扩展两个层面的教改空间。新时代相关教学改革必须充分利用新技术,在知识传授方面以理服人、在情感沟通方面以情动人,体现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传播民族理论知识与促进民族团结情感信念的双重属性。5G时代民族团结教育慕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一般慕课教改的普遍问题与民族团结教育慕课教改的特殊挑战,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统领,在引入"5G+民族团结教育"理念、更新教学团队构成模式、打造交互性立体性教学素材与案例库、重视并利用课程衍生数据等方面开展先期探索,利用5G技术更为顺利地打通慕课教学的知识线与情感线,使高科技红利顺利转化为民族团结教育成果。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阈内,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要经历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共同体,如何建设共同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得不回应的课题,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理论使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审视共同体的当代建构,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现时代,着眼于人与自然界共生共在的应然态势、民族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潮流,自然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必要的建构选择。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