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通过社会分类，自动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处于族群边界的个体或群体构成了族群边缘。在族群边缘，族群的特征被凸显了出来，正处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之中，因而成为观察和理解民族共同体心理形成和发展的最佳视角。在我国，处于族群边缘的群体包括跨界民族、族际通婚者及其子女、走廊民族、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人口众多民族的不同支系或民系、未识别民族和族别识异的民族、双文化者。历史记忆、共同语言、根基性情感、民族内隐观和民族认同是族群边缘研究的重要领域。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通过有效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国家共同体的稳固与长治久安,是一个国家不容忽视的历史使命。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需要使得族际政治整合成为民族政治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学术界在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机制构成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标示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发展的进一步路向,对于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大意义。

族际生态是族群和族群之间复杂关联性与有机联系性的表征，也是社会人文空间形态的本相，还是不同族群交往互动的复杂性机制，更是一种族群的动态发展过程与理念。既要在历史和时间现场中自觉地寻求并触摸族际生态，也要在田野中用“直觉”及“移情”再发现族际生态，更要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用共情的方法凝视族际生态。基于族际生态体现在差异中求共生的哲理，认识到通过梳理与理解族际生态的链接性结构，不仅有助于阐明“何为中国”，而且也能更深入领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义，还能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族际关联性和生生不息的凝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族际交往途径，在理论上分析了族际交往意愿的决定因素、梯度差异、行为结果和社会效应，并采用中国西部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族际交往的决定因素来看，跨民族交往能力和现代性水平深刻影响着族际交往意愿；第二，从族际交往的行为结果来看，族际交往意愿直接形塑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存量；第三，从族际交往的社会效应来看，族际交往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和国家认同程度。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包括未来民族政策中需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民族语言推广，加速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在民族地区优化社会资本、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国家认同，以在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梳理相关领域文献可以提炼出族际关系张力来源的四种主要理论假说。"文化差异说"着眼于历史文化层面,认为族际关系张力主要是由客观存在的族际差异所造成的;"利益竞争说"着眼于政治经济层面,认为族际冲突的本质是围绕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竞争;"结构区隔说"着眼于社会结构视角层面,认为族群之间的结构断裂以及边界固化导致了族际冲突的最终发生;"安全困境说"着眼于国家对族际关系的掌控能力,认为中央政权控制力衰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内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以特定民族政策对诸多张力来源进行有效回应,另一方面也必须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对多元张力的超越。

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为阐释基础,提出民族国家的铸造不仅需要发达的工业、出版传播行业和统一的市场,同时也需要战争作为具身性的催化剂。而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战争这个残酷的外部力量,足球作为战争的最佳隐喻,成为继续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体。足球以其第一运动的传播力、召唤力和切身性特征,提供战争一样的带入情境,激发参与者的激情,把大众的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来,而这种想象共识的达成,则成为了铸牢"个体身份-集体身份-国家身份"三位一体身份的内在力量。

随着2018年"中华民族"入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我国民族建设的重大纲领和根本指针。基于关系理性的视角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精神引领,有助于协调民族内部关系,增强民族内部凝聚力。"共生互补""文明互鉴""多民族交融发展"反映了民族关系新的时代性要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纽带的联结中,走廊地带按照"和谐"这一根本要求调控民族关系,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化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从而在统一的文化认同机制和国家观念中进一步实现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走廊地带地处多个地理板块的连接处,加上其构型的特征,在走廊内外出现了一些边界。这些边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是文化边界、民族边界。边界的出现,意味着多元耦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及新的共同体生成。河西走廊地处四大"地理—文化"板块之间,既是周边四大区域文化的边界,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耦合地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西北多民族共同体。这也是河西走廊的民族学意义,同时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两者之间维护价值安全与建设价值共同体的目标属性，反映出共同的价值内核。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均以价值为本质性归属。以价值认同为切入点，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视国家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成为验证两者关系的重要方法。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于维护价值安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增进价值认同，两者之间在价值层面实现了互嵌和互构。在现实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重价值张力，已对国家的主导价值产生了负面冲击，甚至可能对国家共同体建设造成解构效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更是存在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高度重视维护价值安全，采取措施凝聚价值内核、建构价值共识。

冷战时期许多民族问题超越了传统安全视野中的国家边界而带有跨国性,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领域里最鲜明的变化,是非传统安全逐渐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日显其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以及人类安全具有的巨大威胁。总体国家安全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观念上筑牢中华民族总体国家安全意识、培育中华民族集体尊严、深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二方略。

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紧密相连。国家安全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支撑。没有安全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治理就无从谈起；建基于现代化和发展基础之上的安全才更可靠、更可持续。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当前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客观层面，边疆地区的安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蔓延；主观层面，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新时代的新要求仍存在差距。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推动边疆治理思路的现代化转型；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加强边疆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边疆治理的“心”防线。

推进宗教中国化要以促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五个认同"为目标,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宗教文化所具备的优良传统,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宗教对话交往有利于消解民族冲突;推进宗教中国化有利于防止境外宗教渗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侵蚀。

少数民族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伦理命题,其特殊之处在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制于全知全能的宗教性启蒙,致使少数民族利用文学的言说方式来建立人与鬼神的道德协议。本文借用了罗伯特-金-默顿的"前现代社会"理念,指出少数民族文学道德承担没有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其民族性悖谬的存在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公众福祉的提升,并通过探讨少数民族文学道德承担的理性机制与非理性机制,揭示了顺应人性是少数民族文学适应社会衍变的根本途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与实践形态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要件和演化规律。梳理和探讨中华民族互动交融"自在"演化的历史分期、价值表达"自觉"发展的历史轨迹、"自在"与"自觉"相互建构的历史转向,审视和聚焦民族共同体影响于共同体意识的经济羁绊、政治互动和文化濡染,关切和把握承载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逻辑,不仅凸显了中华民族反观自我的历史自觉和文化省思,而且彰显了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历史底蕴和时代考量。

越南邦交诗是中越两国之间政治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晶。在两国之间的交往史上,随着中越之间宗藩关系的不断发展与两国的频繁往来,越南邦交诗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壮大。作为中越外交活动的产物,越南邦交诗自诞生起便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它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独有的民族特性,并成为越南向文化母国展示其汉文化水平与确立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