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简史主要介绍了族源、政治、人口分布、经济。

主要介绍了布朗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人口分布情况。

主要介绍了白族的历史、人口和经济情况。白族的历史介绍涉及到起源、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南诏时期、大理国时期、元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白族的人口介绍，包括分布地区、自治地区、支系情况、发展融合情况。

由于历史上原居平地的台湾少数民族（“熟番”、“平埔族”）大量汉化，当前各“平埔”族群并无明确法律地位，因此，“高山族”的指涉范围，小于广义的“台湾少数民族”（包含各“平埔”族群）或岛上南岛语系族群的实际总和。“高山”、“平埔”二分法，是从汉族中心角度出发的政治性泛称，缺乏人类学根据；此类说法在台湾，被认为含有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色彩。

渝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珞巴族先民就生活在这一带，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珞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汉文献中，也鲜有关于珞巴族族源和历史的记载。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批考古工作者在喜马拉雅山区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考古发现，但它们尚不足以勾画出珞巴族先民活动的连续的历史轨迹。因此，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只能从喜马拉雅山区生成的各部落丰富的民族传说中去探寻。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珞巴族大概是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繁衍而来”，“在历史上珞巴族曾有一个从北向南迁徙的历史过程。”

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废除了“俅帕”、“俅子”、“曲洛”等他称，正式确定为“独龙族”。独龙族的族源及民族的形成，时至今日还没有较为清楚的脉络及线索，但从语言系属上来看，作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独龙族，应当来源于氐羌族群。

根据神话传说、藏文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可知，门巴族族源是门隅的土著群体与来自于西藏高原北部的群体互相融合而来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大约在吐蕃王朝统一西藏诸部以前，门巴族已经形成。

达斡尔族清代以前使用的契丹文失传，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历史较难考究。但是根据达斡尔族传说及达斡尔人与契丹人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史学家大多认为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的后裔，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达斡尔族是由当地土著先民发展而来。利用DNA技术的相关实验表明，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撒拉族的族源，根据民间传说，有多种说法，一说是从土耳其来的,一说是从哈密来的，一说是从撒马尔罕来的。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撒拉族源自中亚撒马尔罕。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历史，近年来被一些历史学家证实。其祖圣尕勒莽、阿哈莽的坟墓与《古兰经》手抄本仍在街子清真大寺内保存。一本土耳其文著作《回族源流考》中记载：“原住在撒拉克(今土库曼境内)的尕勒莽和阿哈莽兄弟二人，带领本族一百七十户，离开此地东行至西宁附近定居下来。”从民族习俗来看，过去撒拉人结婚时往往表演“骆驼舞”或“骆驼戏”，其内容就是追述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迁来的经过。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质分析，它们和广东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带有鲜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更为相似。此外，作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铜鼓，明代以后，海南岛就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在黎族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铜鼓，它们和广西地区发现的铜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根据现有史料，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来华，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长安等城市定居。学术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而元代是回族形成的准备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是壮族最直接的先民。明、清时期，“壮”的称呼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为壮族最普遍的一种族称。1952年统一称为“僮”（音壮）。1965年改写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