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试图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从宗教学的视角,以宁夏银川市一个移民区——月牙湖乡如何在汉族地区重建一个生存空间为切入点,对伊斯兰教在一个移民社区的流变与现状作一个深入的考察,呈现伊斯兰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功能,发掘其在民族内部稳定存在的原因,更想用事实说明：在偏远的西北农村,政府的“吊庄移民”作为一种扶贫手段,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营造了新的民族关系氛围和宗教生活环境,总体是好的。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原因,吊庄地区的宗教隔膜等问题还是存在,希望政府能在今后的吊庄移民工作中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更加重视民族宗教工作。

章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疆民族的构成、新疆民族关系的特点、现状以及新时期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性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有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新时期构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意义。首先，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谐的民族关系首先是新时期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本质、和谐价值目标、和谐方式方法与和谐发展状态的有机统一。其次，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新时期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祖国统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再次，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新时期新疆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分析。首先，论述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其中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是影响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宗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历史原因；外国侵略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近代影响新疆的民族关系；其次，论述了新疆的民族概况以及新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认为新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基础；经济的迅速恢复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新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再次，论述了新疆民族关系的特点，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的多重性特点明显；各民族间差异性基础上的相互渗透、包容性强；新疆民族关系发展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统一关系密切；新疆民族关系受宗教影响比较深等。第三部分分析了新时期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认为利益关系不协调使民族关系出现脆弱性；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不适应使新疆民族关系失衡；各种社会矛盾往往给民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国际因素影响使民族关系更加敏感；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第四部分提出进一步完善发展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与思考。提出了大力发展经济，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发展市场经济，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以新疆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妥善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民族问题；民族团结教育宣传要贴近生活和实际；打击“三股势力”，消除对新疆民族关系的消极影响；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重视跨界民族问题，优化外部环境等。

现今国内学者对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贵州省青岩镇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多次田野调查，综合采用历史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了较为详实的青岩镇民族关系方面的资料。依据这些调查资料，从两个方面对青岩镇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即青岩镇民族关系的现状分析和影响青岩镇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在青岩镇民族关系的现状分析方面，借鉴马戎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采用“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和“民族意识”为变量，对青岩镇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得出青岩镇的三对民族关系：“汉—苗”关系、“汉—布依”关系和“苗—布依”关系基本呈现以下特点：杂居化趋势明显；族际交往频繁；族际通婚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在影响青岩镇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方面，笔者尝试着从“历史”、“经济”、“宗教”、“政治”四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在对这四个层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一、负面的历史记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趋于弱化。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汉、苗、布依三个民族之间更加紧密的互动提供了条件。三、宗教的本土化发展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总结出当地民族关系的特点大致如下：各民族交往频繁、族际关系和谐融洽；历史记忆与族群意识趋于弱化；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互调和。可以看出，青岩镇的三个主体民族经过了数百年的共同发展，已经淡化了历史记忆和民族意识，民族关系将会沿着更加和谐的道路向前发展。

本文力图站在“民族性”的原则立场之上,以“全球化”和“近代化”的史观,对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中之重——政治关系进行梳理和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正处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向世界殖民主义扩张,从而导致西南边疆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之下。西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关系从古代向近代的延伸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随着西南边疆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民族政治关系中随之也增加了西南边疆各民族与英、法帝国主义列强为主体的中外民族之间的关系内容,以及所激发出来的国家意识和与之相伴的中华民族意识。 西南边疆近代民族政治关系具有层次多而内容复杂的特点,本文拟将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以及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探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政治关系的框架,把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觉醒与激活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系领域问题呈现框架内的主体内容。具体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和研究在英、法殖民主义者侵略包围下,西南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形成过程。由边疆危机、民族危机所激发的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凝聚力如何形成与发展。 第二,探讨近代中国在面临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之际,传统民族观、地理观转型过程中,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对矛盾对立关系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外在压力的作用下,中华民族认同的激活和觉醒。另一方面,选择从联动着西南边疆上下各阶层、各民族的教案入手,从几者之间的综合关系作用于各民族有关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呈现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封建政府三者之间又一视角下的关系。 第三,从近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探讨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关系中所激发的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当西南边疆在近代凸现出其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危急时刻,清中央政府及其之后的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治边保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对川滇藏边区的改流及其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对于当地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关系的考察。 第四,探讨和研究近代化条件下西南边疆民族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府衰败,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权力都日渐削弱,使西南边疆民族上层有了扩张的空间,在部分地方民族上层中出现了自立倾向。一方面,考察西藏地方、中央政府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云南、广西两个产生了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地方势力集团作为重点,考察西南边疆民族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中,又以辛亥革命以后包括西南边疆各省在内兴起的“联省自治”主张与根源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式的民族国家构建道路的博弈之争作为关注的要点,探讨两种民族国家观在不同的话语权下的出路。

本研究以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包括对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等第一手资料的研究,对地方志、史书、族谱、家谱等历史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人口普查数据和有关部门统计数据资料的研究,主要探讨桑植各民族的民族边界与民族关系现状。本研究各个部分涉及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多民族杂居区的居住形式决定了各民族生活上的交融性。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交错居住,各民族间交往频繁,共同的地域使各民族之间互相了解和学习,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促进了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使各民族间共同的因素增多。同时,民族的独特性也显现出来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的互融性。目前,桑植各民族在居住形式、服饰、语言等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已经不分彼此了,且民族间没有出现结构性差异,各民族对其它民族成员普遍持开放态度,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频繁,因此,多民族杂居区的居民生活体现出一定的交融性特征。 第二,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的族群边界趋于模糊化。服饰、语言、风俗习惯等作为区分族群差异的“文化标识”,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通过频繁的族际接触和文化互动,已形成一种便捷实用的“族际共同语”,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边界已不存在；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中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出多个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特点；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由于长期的互融互通,风俗习惯早已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中逐步趋同了,曾经界限分明的单一民族的风俗习惯早已融合、重组,嬗变为一套新的习俗体系,成了境内多数居民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随着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化,桑植的族际通婚率高达41.6%,呈现出常态化和规模化趋势；较高比例族际通婚家庭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越来越多,桑植各民族居民亲属网络中“民族成分”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桑植各民族之间,其“文化标识”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族群边界呈现出模糊化的趋势。 第三,国家的民族政策客观上强化了民族意识,重构了族群边界。现代化进程加快及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导致原生性民族认同减弱的同时,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又在一定程度地强化了“工具性”民族认同。一方面,国家以社会政治方式构建了“民族”,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民族优惠政策”等现实利益又驱动着少数民族积极认同“民族身份”。“民族认同”,不再仅仅是关于历史、祖先、文化和民族特点的荣耀感和自尊心,而更多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机会意识。这样的族群意识通过政策机制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世界中,在增强人们对本族群认同的同时,逐渐重构出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族群边界。 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论述了研究对象及研究主题的选择,回顾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并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构架。 第二部分介绍桑植的基本概况,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模式、民族和人口分布状况等,并着重阐述了桑植各民族的来源及基本现状。 第三部分分析桑植各民族在居住格局、语言使用、文化生活、社会结构、社会交往、族际通婚和亲属网络等方面的族群边界与民族关系现状。其中第三章分析了桑植各族人口在地理空间的分布以及各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情况。阐述了各民族族际交往和民族的结构性差异现状,认为桑植目前已基本形成平等、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第四章分析了桑植各民族在语言使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分析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现状和趋势。第五章以问卷数据为基础,综合比对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数据,重点分析了桑植各民族相互通婚及亲属网络逐渐扩大的状况,分析了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第六章从桑植实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入手,分析其对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的影响,认为民族认同的建构不仅以民族原生性的文化特点为基础,同时也受到民族识别政策及民族成员的工具理性所影响。 最后一章是本研究的讨论与结语部分,概括了主要的结论,提出桑植各民族的民族边界消融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南方大多数多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演变的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文化标识”将不断淡化,“民族边界”亦将不断模糊化,少数民族人口的交融与共生是多民族杂居区的必然发展趋势。

晋国是西周初年一个重要的封国,处于周边戎狄环绕的民族环境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初封时周成王就告诫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因地制宜,因族群而宜地采取统治措施。春秋时期,大国在侧,戎狄与之邻的形势仍未改变。以何种原则及措施来处理与周边戎狄的关系,这个问题关系到晋国自身的兴衰,影响着晋国霸业的兴衰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先简单介绍晋国的立国及兴衰,并对春秋时期晋国的周边族群环境加以概括。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晋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做一梳理概括。第三部分主要阐述春秋时期晋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措施,主要包括军事征服、政治结盟、异族联姻、经济文化人才交流四个方面。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亮点,分析春秋时期晋国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认为除了周边族群环境外；其制约因素还应该包括晋国与戎狄实力消长的变化；晋国内部政治斗争；春秋争霸形势的发展等方面。第五部分为结论,由于晋国所处的“戎狄实环之”民族环境及自身的地理地貌,使得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晋国表现出不同于其它诸侯国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独特性,并收到独特的成效。

当代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研究,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占该州总人口的57%,是穆斯林民族聚居相对集中之地。临夏州素有“小麦加”之称,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本论文从对临夏州民族关系选取田野点进行考察调研入手,以获取的数据资料和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客观的认识、评估与建议。选取的田野调研点有临夏市红园街道、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胡浪村、永靖县新寺乡后坪村、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大墩村等。 论文第一章就选题意义、研究状况、相关理论借鉴、研究思路与方法、选取调研点的理由、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做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并就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释义。 第二章对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区域历史和多元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状况做了必要的阐述。 第三章在对临夏市红园街道等处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民族关系的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第四章对永靖县新寺乡孔氏汉、回族的来源及其与汉族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第五章则在对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胡浪村的唐姓、汪姓回族与汉族族群关系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认识。 第六章在对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大墩村民族关系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该村的民族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第七章是在上述四个田野调研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影响临夏州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以及构建该州良好民族关系格局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认识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推动民族特需用品和清真食品业发展等建议。

民族关系是人类社会出现民族以后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指民族间通过交往或接触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总和。主要体现为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及作用、影响的关系。民族关系与一般的社会关系相比，属于低一层次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它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本文的聚焦点在安龙县各民族在政治地位、经济利益、文化交流和民族自身发展等发面在民族交往中关系的现状分析及发展趋势。 安龙作为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区域。本文以安龙县的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当前安龙县的民族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希望对促进当地的民族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因为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快安龙县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安龙县的民族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安龙县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正确认识现今安龙县的民族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安龙县的民族关系，如何促进安龙县的民族关系健康和谐发展，如何正确看待现存的不利于安龙县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对构建安龙县的和谐民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民族理论相关知识，结合安龙县的民族关系的现实，来分析探究安龙县的民族关系史，探讨安龙县现今的民族关系状况和特点，并对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给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建议，并对未来安龙县的民族关系的趋势进行展望。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写作的缘由，研究的意义、方法和理论及相关的研究述评。第二部分从历史沿革、地理及行政区划分、民族人口数量和民族成分、民族分布概况几个方面来介绍安龙概况。第三部分梳理安龙的民族关系史。以求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安龙的民族关系，涉取经验。第四部分是通过人口与居住格局、共同的经济生活、异族通婚、宗教信仰、文化交往、政策环境六个方面来阐述现今安龙的民族关系。第五部分概括安龙民族关系的特点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及民族关系未来的展望。

浩门镇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这里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曾出现过羌、戎、月氏、鲜卑、吐谷浑等古代民族，汉、回、藏、蒙古、土等是这里的世居民族。 本文主要以浩门镇多民族杂居的民族关系现状为研究对象。在文章第一部分中通过对浩门镇建置历史、世居民族的来源以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宏观上的把握为本文的纵向出发点。第二部分则就浩门镇当下的民族关系，从民族意识、文化异同、民族平等观、民族开放程度、族际通婚状况和居住格局的变迁六个反映民族关系的变量指标在横向上进行考察，揭示浩门镇的民族关系现状。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现实中民族关系的基础，浩门镇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镇，这里生活的各个民族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道教的存在又为形成民族文化圈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并没有对民族之间的交往产生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浩门镇异质性社会中同质性因素的增多是多元文化间的良性互动的前提。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形成了平等、团结的友好氛围。 民族关系的研究又往往是一个时时看时时新的问题，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就当前浩门镇的民族关系进行思考，认为浩门镇地区民族交往密切频繁、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是因为浩门镇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之间交往的关系史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开启了浩门镇民族关系的新时代。在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排除了各种干扰，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迈进。由此提出对今后浩门镇民族关系的走向上思考，认为民族关系在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蕴藏着不稳定因素、同质性因素增多异质性因素减少的同时不乏新问题的出现、多民族杂居地区政策的落实需兼顾各民族利益。

甘宁青曾经作为一个整体同属甘肃省管辖，这三省居于祖国西北，自古以来是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非常受中央政府重视。进入近代以来，甘肃地方的历史发展特点既有着中国整体沉重迈向现代化路途的普遍性特征，也有着自身的独特一面。甘宁青三省为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生活着回、藏、蒙、哈萨克等许多民族，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少数民族中盛行。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在中央权威衰微之时，易于滋生地方集团势力，但是受地方地理、经济等条件限制，很难形成逐鹿中原的政治集团。在1929年甘肃省析出宁夏青海后，它的发展更多的从某种混乱走向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甘肃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发展有关，从具体的方面来看，甘肃本土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在甘肃的力量经过一系列的磨合后逐步在大方向和重大利益问题上走向合作也是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所谓的“安定中求进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实现的重要原因。 文章主要论述了在多民族地区的甘肃，各种势力在此的分化组合和政治统治，以及在国民党中央军势力进驻甘肃后，这种分化组合逐渐走向明晰的过程。在国民党朱绍良主政甘肃到抗战爆发为止的数年时间内，甘肃的民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类似马仲英扰乱甘南甚至晚清诸马镇压回族起义的事情再未发生。随着西北开发的呼声，甘肃的各项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西北的现代化进展。在最后一节所阐述的卓尼改土归流则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它展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国民党民族政策理念等丰富的内容。

民族关系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是不同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互交往、联系以及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三个突出问题是民族利益的照顾、民族权利的保障和民族发展的促进问题。①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视角,采取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为脉络,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发现民族利益的满足、民族权利的保障、民族发展的稳定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助推力。 本文主体部分由绪论、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 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方法、创新点等。 第一章简要阐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自然地理概况、建置沿革以及民族宗教概况,以便于读者对贡山县的情况有基本的认识。 第二章概述了民族理论与政策,阐述了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等,并以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为线索,对贡山县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梳理,即新中国成立以前,贡山县各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发展未得到有效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贡山县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贡山县各民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当家作主,各民族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得以建立,“文革”十年,贡山县的民族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贡山县县委、县政府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使贡山县的民族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三章阐述贡山县民族关系的成就、经验以及面临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贡山县自1956年成立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经过50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但近年来,贡山县也面临着生存发展艰难、贫富差距扩大化、立法工作滞后、干部队伍素质较低、信教群众多而复杂和外来文化渗透隐患长期存在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处理和解决,将会阻碍贡山县和谐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面对这些问题,贡山县政府应采取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加快民族立法步伐、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坚持党的宗教政策不动摇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效措施,保障各民族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权利”,促进“民族发展”,使和谐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世界强国,其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强势举世瞩目。但是,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根深蒂固,以民族政治为核心的社会整合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民族歧视是它的死结。盎格鲁·遵从(Anglo-conformity)的白人至上的民族主义理念一直左右着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机制的运转。在美国230多年的历史当中,美国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对抗、奴役黑人到今天的多元文化共处,民族关系也经历了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大致出现了民族灭绝、民族强制同化、民族歧视、民族多元文化、及文化冲突等民族关系理论阶段,美国联邦政府也对其少数民族实施了民族灭绝、民族强制同化、民族隔离及多元文化政策。 美国自独立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一种锻造美国文化的途径,试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过美国的这个大坩埚的提炼而锻造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和民族。民族间彼此尊重是民族关系交往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平等的基础。美国的同化主要是针对非盎格鲁·撒格逊文化而言的,在同化的过程中清教主义、社会达尔文进化论、韦伯命题、亨利·摩根索的民族主义；托马斯·潘恩的民族奠基意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盎格鲁遵从、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都对其民族政策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美国的民族问题,较之世界其他各地区有明显的特点和不同,一是体现在先期移民与土著之间发生的冲突,二是体现在移民之间,即多数移民和少数移民之间的冲突。在这些问题的前提下,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关系及其调控措施。 “盎格鲁·遵从”白人种族主义优越论是影响美国民族关系的毒瘤。美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一直是以一种扭曲、狰狞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抗与消极对抗的斗争一直存在于美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在美国民族关系演变的过程中,除了白人未曾受到民族歧视和民族迫害外,其他民族无一幸免。21世纪的今天,非裔奥巴马当上了美国总统,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我们的思想武器,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政府在处理和解决民族及族裔问题方面,美国“大熔炉”的强制同化与同化政策意在冶炼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认同方面的成功,否则也没有现在强大的美国。现在,非裔美国人、亚裔、西班牙语裔等各民族在认同这一价值的同时,仍需要谋求平等和公正。美国一方面声称人人平等,强调天赋人权理念,痴人说梦般地臆想“无差别”的社会,一方面又给每个人指定和限定了一个难以改变其民族身份归属、延续依照民族归类的政策,这其中的逻辑令人寻味与思考。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盎格鲁·遵从理论与美国信念正在被多元文化所摇撼。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也就决定了它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较之其他传统国家更为复杂,民族歧视这颗毒瘤不除,民族关系便难以达到和谐的程度。 我国作为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避免美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与制定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的不足与错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达到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雅马里克山片区是一处位于城市交通枢纽的棚户区。这里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最开始是由外省份的流动人口组成的“盲流村”,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该市内较大的一处多民族混居的流动人口聚居地。这里的建筑多为私建,缺少规划,基础设施缺乏、环境脏乱,居民以低收入的流动人口为主,城市中其他地区的居民往往对此地敬而远之,是一处典型的城市中的底边社区。 2009年,在乌鲁木齐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5”事件,族群间的冲突造成了维、汉两族无辜群众的伤亡。在这场事件中,流动人口成为了暴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主要受害者。然而,位于市区繁华地段,且多民族流动人口混居的雅山棚户区却在事件期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成为了“7·5”事件中的“轻灾区”。这也使得雅山棚户区一时间为人们所关注。 本文以在雅山棚户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几组不同的棚户区住户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出该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与交往模式。另一方面,本文也对该地区的基层政府组织进行了讨论,论述了这一棚户区作为一个政府在场的底层社区的性质。此外,雅山棚户区如今已被纳入棚户区改造工程,拆迁工作也在进行之中,本文也记录了这一社区在消失前的最后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影响。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几点结论是：有别于有关棚户区或贫民窟等底层社区社会组织和秩序的一般想象,在雅山存在着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管理；这一社区内不同民族居民能够和谐相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存在较强的政府管理,也是因为这里的居民都是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抱怨和怨恨可言,却有更多的相互同情和照料；此外,旨在改变此区“脏乱差”局面、并作为维稳手段的棚改工程与拆迁却滋生出了该社区维、汉居民之间的不公平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地曾经作为“民族关系和谐”典范的内在成因。

文章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以新疆和田洛浦县的民族关系作为田野对象，对于影响洛浦县和谐民族关系的因素做出分析探讨。民族关系作为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洛浦县民族关系的调查和研究不仅对于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还能够对于南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人文支持。 文章对和谐民族关系理论，从之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行了梳理和探析。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写作中笔者采取了历史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依据调查问卷整理后的数据，结合民族学的民族关系理论，从民族交往、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文化互动和政府行为等方面对洛浦县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是笔者对构建洛浦县和谐民族关系的一些思考。 通过对洛浦县民族关系的田野调查，洛浦县的民族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各民族间可以和谐相处。由于各个民族，尤其是当地的民族关系主要体现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他们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和摩擦。我们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有效的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进而促进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通过对洛浦县的调查，其结论是：要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消除误会；加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在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要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改变边远乡村的贫穷落后现状，缩小洛浦县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切实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加大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扶持力度，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文化上加强交流、相互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得洛浦县的各族群众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繁荣发展。

临沧地区位于我国滇西南边陲，其中沧源、镇康、耿马三县与缅甸接壤，区境内居住着佤族、傣族、彝族、布朗族、拉祜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近代，面对列强的入侵，在内忧外患之际，临沧地区民族关系开始向近代民族关系转型。本文在梳理明清时期临沧地区民族关系的基础上，以近代临沧地区影响民族关系的大事件为中心，探讨了近代临沧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特点及促进机理。文章结构如下： 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意义和相关研究现状，并对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空间范围作了阐述和界定；第一章介绍了临沧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回顾了历史发展概况，简述了临沧地区民族的构成及分布状况；第二章论述了明至清中期，随着云州、顺宁、缅宁等地的改土归流，临沧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发展了改变，以汉族为核心凝聚作用的民族关系逐渐发展，且具有地域性差异，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呈现出范围相对狭小等特点；第三章论述了近代临沧地区各民族联合反抗清廷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共同抵御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民族间的迁徙和流动趋于频繁。这些因素成为近代临沧地区民族关系转型的依存环境；第四章分析讨论了近代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到临沧地区前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进及特点。国家认同、族际认同、各民族共居地域认同的增强以及汉族和汉文化在民族关系建构中的纽带作用和凝聚作用成为促进近代临沧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机理；结语部分，讨论了近代临沧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现当代的启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