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汉代起已有汉族迁入，迁移活动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1949年以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汉族移民在迁移人口的数量与空间分布上都是空前的。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在同新疆其他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当地社会，在生计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变迁，在与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的长期交往中实现了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本论文以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园艺村和阔纳协海尔村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村落中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典型性来说明新疆南疆农村汉族移民的文化变迁过程，以村落中维汉民族交融的代表性来反映新疆南疆农村维汉民族关系的整体状况，同时将两个村落做一比较，以说明以园艺村和阔纳协海尔村为代表的新疆南疆农村汉族移民文化变迁以及与维吾尔族民众交融的共性与个性。 论文共计七章内容。 “绪论”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及意义作以说明，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本研究的相关概念、个案选择及研究过程作了阐释与界定。第一章“新疆汉族移民概况”对本研究的主体——新疆汉族移民从汉代至今的迁移活动轨迹作追述与研究，详细论述了迁移行为的原因、类型、特点及影响。第二章对本研究的区域范围内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汉族移民的迁移活动、所选个案的村落概况、村落中的汉族移民及其生产与生活进行阐述。以上是本研究的整体背景部分。 第三章至第六章为田野资料的分析部分，也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三章从汉族移民的生计方式、语言、风俗习惯、房屋建筑风格等四方面详细探讨了其文化变迁，并对文化变迁中的村落差异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分析了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特点、作用及影响因素，探讨了汉族文化影响下的维吾尔族文化变迁，对汉族移民文化的代际差异与族群认同以及发展趋势作了阐述与分析，并提出汉族移民文化处于回归汉族传统文化的进程中；第五章主要选取了居住格局、语言交流、社会交往、族际通婚、观念意识以及子女教育等六个衡量指标对调查村落的维汉民族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不同村落民族交融的差异作了论述；第六章从上述六项衡量指标出发，综合分析了调查村落维汉民族关系的融合与冲突，提出促进维汉民族关系交融的途径，并根据两个村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维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 第七章是本论文的总结与进一步深化研究部分。在本章中，分别对移民、移民文化及民族关系等三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在移民问题上对移民意愿与移民效果、非自愿性移民的风险以及新疆南疆农村汉族移民的可容纳性作了分析；移民文化方面，肯定了影响移民文化变迁的环境因素，在研究文化变迁的基础上对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分层问题进行论述；在维汉民族关系方面，对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南北疆差异与城乡差异作了简要探讨，分析了民族关系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并指出经济利益是制约新疆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在地处西南的夔州路地区,存在着多种族源不一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于夔州路的渝州、忠州、涪州、夔州、黔州、施州、梁山军、南平军等正州均有分布,特别是在黔州、施州所管辖的广大羁縻州之内,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北宋朝廷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为“不毛之地”,人为“梗化之氓”,得之无益,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①。秉承这一理念,宋廷在夔州路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设置羁縻州,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羁縻州的各级官员,授予他们花样繁多的各种职名,并按照少数民族的习惯,允许世袭。同时,宋廷还接受少数民族的朝贡,并对朝贡施以丰厚的赏赐,以达到维持与少数民族的政治联系的目的。为保持边疆安定,宋廷注意选任合适的官员任职边地州县,其选人标准就是“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静为胜”和“谙山川道路、民间情状”。夷汉杂处,自然会有矛盾产生,宋廷也注意以怀柔政策处理夷汉冲突,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法律和誓约来约束少数民族。在面临少数民族对边地的侵扰时,北宋朝廷的表现也可谓较为理性,往往要求明辨是非,然后才采取相应措施。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少数民族的侵扰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驱使和北宋朝廷认为边地官员也有责任。面临少数民族之间和内部的矛盾,宋廷大多居于“和断”之位置,并注意以“夷法”处理少数民族内部的民事、刑事纠纷。 宋廷在夔州路建立属于乡兵之一种的夔州路义军。义军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编制、人数有规定,并可以适时扩大招募。义军设置有各级官职层层节制,可领有俸禄和赏赐,同时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并有升迁制度,在立功之后,可以迁转或获得更多的赏赐。夔州路义军补充了北宋官军之不足,“分隶边寨,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冦，遣使袭讨”②，承礎舜蟛糠值木轮霸稹R寰谄蕉ㄙ缰萋纺诓可偈?民族叛乱战争中,屡建奇功,并被多次招募动员往外地作战和守备,还曾往交趾作战。 夔州路夷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与往来,表现在官方为主导的贡赐贸易和边境互市贸易,北宋朝廷能根据少数民族的需要与他们进行盐、铜等物资的贸易。 随着少数民族与北宋的联系的不断加强,原本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汉化的加强和原本的羁縻之地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一些在夔州路任职的官员士大夫在此兴办教育,并倡导医药,汉化得到加强。在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的前提下,一些原属羁縻州的地区被纳入朝廷直接管理。

魏晋以来,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关陇地区氐、羌等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民族成分多且复杂的民族聚集区。西晋败亡后,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又使该地区的民族构成不断复杂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东晋虽偏居东南一隅,但与北方诸政权的相互攻伐却没有间断。氐族苻氏集团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的前秦,从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变化,前秦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当其实力较弱时,曾相继依附于后赵和晋,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则和平相处;当其实力增强时,对周围各政权则以进攻为主,力求实现其大一统的目标,先后攻灭了前燕,征服了仇池,消灭了前凉和代,又远征西域,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并夺取东晋的梁益二州。以淝水之战为转折点,前秦由盛转衰,成为各政权攻伐的对象,直至最终灭亡。前秦与这些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秦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以怀柔安抚为出发点,对降服民族实行徙民和削弱的政策,以护军制作为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制度,不断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客观地说,前秦对于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之后北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着怀柔过宽、对民族矛盾缺乏充分认识以及政策失当等不足之处。

乌桓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其自身的分散特性以及没有形成独立政权,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复杂。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乌桓与中原、匈奴、鲜卑的关系。 乌桓与中原的关系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政治上,中原王朝对乌桓重在安抚,其中包括设置护乌桓校尉和册封乌桓首领,乌桓也以和亲的方式与袁绍结成军事同盟。此外,为了削弱乌桓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中原王朝极力分化瓦解乌桓与其他民族的联盟关系。经济上,乌桓与中原通过互市互通有无,这对乌桓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军事装备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军事上,尚未内附的乌桓部众与中原处于敌对状态,战争不断;已内附的乌桓与中原以“和平”为主,但时有反叛事件。正是基于乌桓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密切与深入,汉族不断外移,乌桓三次大规模迁徙,最终同化于中原汉族大家庭之中。 随着乌桓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接触程度的加深,乌桓与匈奴的关系主要展现出由最初的完全臣服匈奴到逐渐脱离匈奴转而归附中原的发展脉络。 乌桓因与鲜卑在生活习性的相近和势力的相当,双方时而在军事上结成联盟,时而冲突不断。 乌桓与周边民族关系的转变,既有其内在根源,也有外在重要因素的改变。一方面是乌桓自身发展的需要。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看,弱小民族在形成之初都会以强大的民族政权为依托,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乌桓对匈奴的依附更多的表现为军事上的被动臣服,而对中原王朝的归附则是生活所需,是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生活所吸引。另一方面,强大政权力量的转变也会影响到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弱小民族更易于依附强大的政权,对于逐渐衰弱的政权,更多的是反叛和打击。对乌桓周边的政权来说,乌桓的归附既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先锋,也是牵制对方的有力武器。因此,乌桓也往往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

柔然是在我国古代北方继匈奴西迁、鲜卑南迁之后,雄霸大漠南北的强大游牧民族政权,存在了154年(402—555)。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柔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第一章主要探讨柔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与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有着朝贡、和亲、归附、助战立功等关系。柔然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和亲的聘礼、嫁妆,战争所得战利品以及互市等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王朝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柔然仿照中原建立年号、官制、军事制度等;在中原定居生活的影响下,柔然开始建筑城郭;多次和亲形成了和亲文化;佛教由中原传入柔然。 第二章主要分析柔然与突厥的关系。突厥也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柔然雄霸漠北时,突厥臣于柔然;柔然衰落时,突厥摆脱柔然的控制,并最终颠覆了柔然汗国。另一方面突厥曾是柔然的锻奴,客观上促进了柔然经济的发展。突厥还有选择的继承了柔然的许多政治制度、军事制度、风俗习惯等,并将这些制度加以改进。 第三章主要论述柔然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柔然与高车和丝绸之路诸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柔然吞并高车诸部,建立了柔然汗国,对其进行残酷的统治。之后高车族建立高车国,并与柔然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致使了柔然汗国由盛而衰,最终走向灭亡。自社仑时期柔然就开始经营西域,控制丝绸之路。佛教也由丝绸之路传入柔然。 本文认为,柔然曾屡次侵犯中原王朝并且展开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兼并高车诸部以强盛国力,又在与高车的斗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走向衰亡,最终被锻奴突厥所消灭。柔然与各民族之间的互市、战争等在客观上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柔然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他民族又在被柔然统治期间继承了柔然的文化。

冷战的终结直接催生了中亚地区五个崭新的主权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成为欧亚大陆接合部新兴的主权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与中国有长达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亚五国均为多民族国家,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以及鞑靼人等民族在中国均有同源民族居住,研究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冷战结束后,中亚五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分离势力。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无一例外地把保障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着力构建公民和睦、民族关系和谐的新型民族共同体。 历史遗留的跨境民族问题,使中亚的民族关系格外复杂。中亚五国推行的“主体民族化”政策损害了众多非主体民族的社会经济权益和民族感情,引起他们的普遍不满,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俄罗斯族人口比较密集的哈萨克斯坦甚至爆发了流血冲突。优先发展主体民族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如何安抚非主体民族,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护,使他们尽快融入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这始终是摆在中亚五国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改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睦,中亚五国对主体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和局部调整,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体系。 “9·11”事件后,通过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拉登恐怖组织的直接军事打击,美国实现了驻军中亚的夙愿,中亚在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已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支点。随着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展,俄罗斯长期以来主导中亚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地位遭遇挑战。 美国的中亚战略有多重意图:既可以中亚为基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又可把中亚作为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各方势力扩张和联合的前沿防线,同时还可便利美国更好地控制里海能源的开发和运输,加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主导权。不难判断,实现在中亚的长期驻军已经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即使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在中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也绝不会主动淡出。美俄两大国在中亚的共存难以避免。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继续通过直接驻军、军事合作、经济援助、价值观宣传等多种手段推行其在中亚的既定战略,巩固并扩展其影响力。 俄罗斯受国力所限,在北约东扩和日美同盟两面夹击的情况下,不得不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但是,俄罗斯对美国强势进入中亚的默许并不意味着它放弃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和传统影响,这仅仅是俄罗斯基于自身实力所作的策略调整。中亚是俄罗斯地区安全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和困难,俄罗斯都将在被动中争取主动,捍卫俄罗斯南部边疆及中亚的势力范围和传统利益,努力扩大战略空间。“9·11”事件后,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全面加强合作关系,就充分说明俄罗斯不仅不会放弃中亚,而且仍力图保持其作为影响中亚地区事务头号大国的地位。俄罗斯正积累力量,蓄势待发,伺机从美国手中夺回中亚的战略主导权。 与美国联合土耳其的策略针锋相对,俄罗斯把伊朗作为自己对抗美国进攻、巩固中亚势力范围的战略盟友。中亚战略力量的分化组合初露端倪,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美土联盟的格局正日趋明朗化。然而,中亚的政治形势尚存很多不确定因素,未来还有很多变数。 “9·11”事件后,在国际反恐运动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均不同程度地表达和执行了与美国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意愿和政策立场,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俄美共存、多种战略力量共同发挥影响力的复杂局面。然而,这种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俄双方在中亚展开对抗的实质。中国作为中亚政治格局转型过程中的新兴力量,在美俄博弈的框架内完全可以保有充足的灵活性和广阔的回旋空间,这就为中国进一步在中亚拓展影响、平衡发展与各方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在共同抵御美国扩张和防范“三股势力”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有一致的利益。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不仅有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保障中俄双方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增强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实力地位,符合中俄双方的战略利益。尽管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能源开发和拓展政治影响等问题上存在某些利益相抵触和不协调的地方,俄罗斯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抱有本能的疑惧和排斥,不过从总体上看,中俄在共同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和合作意愿。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中俄两国在中亚仍将以战略合作为主流。

本文以朝鲜族为中心,论述了朝鲜垦民自清代迁入中国境内以来,在东疆的核心地带,即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与汉、满等民族相处,其间民族关系形成、发展、巩固的演变过程;通过东疆民族关系演变研究,揭示了朝鲜垦民由难民、移民身份迁入中国后,其国民意识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渐变过程及内外因。从而对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判定标准,及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提出了新观点。 清代东疆真正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出现,始于东北释禁后汉、满、朝等民族对东疆的开发。在清朝200余年对东北封禁时期,东疆是禁中之禁,只有少数八旗官兵和原住民库雅拉人驻防,民族成分单一。长期的地旷人稀、边防空虚给19世纪中叶后的边疆危机留下了隐患,同时也给汉、朝流民移入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汉、朝流民的到来,东疆民族关系开始有了实质的含义。表现为两个内容:一是清廷对朝鲜越境垦民的收纳安置,使其中国化;二是汉满朝民族关系的初步形成。 朝鲜族迁入后,东疆民族关系的形成,是在中朝宗藩关系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一背景下的关系特点是:既有清廷对属国臣民的优抚体恤,汉、满族民间的宽容收纳,又有“天朝上国”对“小邦之民”的轻视;经济上既有剥削雇佣关系,又有互补与相互依赖。部分垦民“薙发易服、领照纳租”,仅仅是出于生计上的考虑,并非对清朝“倾心向化”。但是他们在开发边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所拥有的水稻耕作技术,使得他们在这块沃土扎下了根,也因此而培植、强化了他们的主人翁心态,这也是其日后国民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是中国接纳其成为国民的重要依据之一。“薙发易服”和对朝鲜垦民的“轻视”,一定程度阻碍了朝鲜垦民对清朝的认同程度和国民意识的形成进程。 “间岛问题”促使朝鲜垦民中国认同意识萌发。当时,朝鲜族身处“夹缝”,自身的法律地位、经济利益和生存环境持续恶化。部分上层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间岛”与中国的关系,朝鲜垦民与中国的利害关系,并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他们对中国的心态开始由客居“上国”的外来者、旁观者、局外人而开始微妙变化。朝鲜族中的一些社会组织和进步人士采取了各种办法反对日本帝国入侵“间岛”,恳求清朝政府抵制日本入侵,保护垦民,掀起了自愿“薙发入籍”的运动。1910年,“日韩合并”,不甘心被日本人统治“保护”的朝鲜垦民也加快了其“中国化”的步伐,“薙发入籍”的人数迅速增加。但“间岛问题”后的入籍则不同于最初单纯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非自愿的入籍,而是为了摆脱日本灭亡朝鲜后的欺辱与剥削压迫,寻求中国真正保护的“自愿入籍”。可以说近代日本的殖民侵略扩张,是催发这个外来民族对第二故乡——中国,这个居住国国家认同意识萌生的原因之一。 东疆民族关系的巩固与朝鲜族同各民族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密不可分。朝鲜族由一个外来民族成为中国的国民、一个最年轻的少数民族有一个历史渐变过程,即与中华民族双向认同的过程。实现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和中国各民族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共同的斗争经历使彼此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与认同,增强并巩固了民族关系;朝鲜族用巨大的民族牺牲赢得了他民族的接纳、赞赏与尊重,为成为中国国民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资格。 在东疆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朝文化的渊源关系、文化同质性、移民文化的特性、朝鲜族的文化素质也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共性越多,彼此认同度就越高,凝聚力就越强,民族关系自然就和谐。中朝间历史上的特殊宗藩关系,同质性文化背景,再加上东疆开发移民实边时期,朝汉民族相似的逃难求生经历和移民身份,以及此后朝鲜灭亡、中国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共同经历,使中朝两个民族容易产生共鸣、共识,从而相互支持帮助。所以朝鲜族迁入中国东北后能站住脚,并很快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最直接有效。民族关系状况既取决于民族间的认同程度,也取决于民族与国家间的双向认同程度。国民意识强,国家认同程度高的民族自然忠诚于自己的国家,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往往也是良性的。而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认同关系往往从政策中得到直接体现。朝鲜族国家认同意识的产生和深化与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总之,今天东疆民族关系和谐现状的形成,非一日之工,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历史、文化、政策等综合因素合力而成。

民变是明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特别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大规模的民变连绵不断,是促成明朝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府江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由于地理位置及统治政策的不同,民变问题也十分突出。在明代,这里爆发的大规模的民变,持续了两百多年,对广西社会乃至明朝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府江地区的民变作为研究重点,着重从民变的类型与特点,民变的成因,民变的应对调控等三个方面对府江地区的民变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府江地区民变的几种类型,即反夺田,反食盐垄断与封锁,反编户具籍与抗捐抗税,反官吏腐败与个体事件。认为府江地区的民变具有民族性,广泛性,村落性,暴力性强等四个特点。灾荒打击,官吏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与编户具籍,食盐垄断,群体社会心理的失范的合力作用导致了府江民变的频繁不断。当局虽采取多种应变的措施和调控手段,但收效甚微,导致了此地区民变的继续演化。府江地区延绵两百多年的大规模民变严重扰乱了府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客观推动了广西府江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民族团结融合,因此其社会效应是多元复杂的。

南燕,十六国之一,是鲜卑慕容部贵族在青、齐一带建立的地方政权。南燕国疆域不大,它北至黄河,南至今临沂,西南到今泰安,东临大海,只占今山东的部分区域（包括今威海市、烟台市、青岛市、潍坊市、日照市、淄博市、济南市、临沂市、泰安市、兖州市、滨州市等）。南燕从398年慕容德称燕王到410年慕容超被斩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历两帝,共十二年。正应了竺僧朗的预言,“燕衰庚戌（410年）”,“年则一纪,世则及子”①。单看南燕一朝,似乎来去匆匆,在历史上不会留下多少痕迹。但鲜卑慕容部作为是时南下中原的五大胡族之一,从294年慕容廆迁都大棘（今辽宁义县）到410年慕容超被斩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朝,共一百多年,其部族在汉化过程中所积淀的丰富经验,无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十六国整体环境下,结合前、后燕社会发展,从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南燕社会的发展状况,追溯南燕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政治制度沿革,朝廷权力分配及南燕与各民族的关系,探索鲜卑慕容氏的汉化程度和南燕的学校教育。尽量详尽地展现南燕社会发展面貌,以期客观评定南燕在当时环境中对周边政权及后世的影响,正确认识南燕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让今人对这地处一隅的民族政权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通过对南燕的探讨,进一步摸清鲜卑慕容氏兴起、发展、融合的脉络,以窥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关系之一斑。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更是民族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发展、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关系的现代化,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我国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加剧、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族际通婚现象增多以及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同时,社会主义时期,又是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其重要目标指向。现阶段,在城市化的推动下,总体看来,我国各民族关系呈现良性发展的和谐局面,但在总体和谐的背景下还存在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着我国民族关系的全局,进而影响全国的稳定。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结合出发,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相关因素分析,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调适,探讨了我国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中社会资本的缺失。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重建信任社会资本,为和谐民族关系奠定基础;互惠共赢,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构建社会网络,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树立共同的社会信仰,实现各民族的价值认同,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路径。这对于推进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保持民族社会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西接藏区,东连汉地,向称“汉藏走廊”,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活着藏、回、汉、土等24个民族。该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特别是长期以来存在着农牧区皆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杂处的状况,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本文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以系统思想和系统理论为指导,着眼于对甘南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当前影响甘南民族关系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建设甘南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性建议。在论文组织结构上,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及甘南民族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了综述。第二章介绍甘南的基本州情和甘南各民族的基本情况。第三章对甘南民族关系的现状作了分析。首先分析了甘南民族关系的构成;其次分析了甘南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当前影响甘南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最后指出当前甘南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一、促进各民族经济发展是构建甘南和谐民族关系的坚实基础;二、促进甘南民族教育发展,为发展民族关系奠定良好的人口素质基础;三、加强宗教管理,引导宗教为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服务;四、加强甘南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各民族间的社会凝聚力;五、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文章第五章结合甘南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性研究。

阿富汗地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国内民族众多、派别林立、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此同时,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阿富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导致国内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从而影响到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地区安全。 阿富汗是中国的近邻,其国内一些人口较多的民族,如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等,同我国新疆地区的部分民族属同源跨国民族。同源民族之间在民族、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变化,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鉴于此,研究阿富汗民族关系,对于我国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了解阿富汗民族关系现状,把握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发展动态以及制定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第1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阿富汗民族关系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本文所研究的内容、运用的方法及创新点,民族关系概念和时间的界定。 第2部分,正文。包括阿富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不同历史时期阿富汗民族关系的演变及影响阿富汗民族关系的因素三章。 第1章:阿富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简述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与非主体民族塔吉克人、哈扎拉人等之间的关系。 第2章:不同时期阿富汗民族关系的演变。阿富汗民族关系始终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不同历史时期,其民族关系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苏联入侵时期,虽然各民族矛盾重重,但在民族国家遇到危难之机,各民族暂时放下恩怨,全力对外。当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各派别又开始激烈的权力争夺,燃发了内战的火焰。“9·11”事件之后,各民族关系表面趋于缓和,实则民族纷争从未平息。随着塔利班的卷土重来,阿富汗的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3章:影响阿富汗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主要分析了阿富汗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的原因。阿富汗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境内众多的跨界民族以及政府向主体民族倾斜的民族政策等成为影响阿富汗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3部分,结语。概括总结了阿富汗民族关系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阿富汗民族关系纷繁复杂,始终存在普什图部族之间、普什图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间及支持不同民族的外力之间的矛盾。阿富汗民族和解之路仍很漫长,阿富汗民族关系的发展还值得我们给予长期关注。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陆路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其地理位置对发展对外贸易十分有利。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紧紧抓住沿边开放战略的机遇,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对外贸易,使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足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改善,民族发展突飞猛进,民族关系和谐稳定。但随着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突出,新文化、新观念的传入,对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安全观带来了挑战,给民族发展设下障碍,给民族关系带来新问题。因此,如何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进行调控,找到适合于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新出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稳定发展,将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进行研究的新问题,更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综述。第二章介绍新疆的基本区情并对现阶段新疆的民族关系作了分析研究。第三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做了分析。第四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五章根据影响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对策措施,以促进各民族发展,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目前本选题的研究在国内的学术研究文献资料中,尚未见针对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透过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对民族关系发展做了研究,但都没有完全涉及到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对新疆民族发展以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对填补这一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阿拉善左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行政变更频繁,历史上作为特别旗与中央政府保持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观点对其进行解析,注重将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阿拉善左旗的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内容上,前言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本文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本文前两章以历史资料为主,介绍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概况及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通过前两章的内容介绍旨在发掘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在历史和现实中所依托的自然、地理、人文、经济和社会背景,为第三章的具体论述奠定基础。第三章的内容是当前影响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因素的综合分析,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了诸因素对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影响。根据阿拉善左旗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社会因素中的民族语言、族际通婚和宗教信仰对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影响作用,并结合具体的个案加以深入说明。在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根据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情况,笔者总结出了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特点。文章的第四章是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发展中的经验、问题和对策,这部分是在笔者在2007年暑期调研的过程中通过对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现实情况结合后发现的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针对每个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建议只是笔者的一些拙见,未必切实可行,企盼有引玉之用。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化增加了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了民族经济、民族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社会开放与流动度的加大,民族关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化。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加深了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与认同,有利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及城市多元化的协调与发展。 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传统文化,有着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区域性特色,因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纠纷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多,给城市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城市民族构成的变化,城市中民族成份多元化越来越明显,也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对于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我国近年来城市中民族问题增多的实际状况,以近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况调研为例,就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了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