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决定了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新疆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民族”、“宗教”旗号妄图进行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从未间断。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束了存在千年的民族剥削和压迫。随着党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落实,新疆民族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与此同时,影响新疆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日渐突出,如经济上新疆南北两地、新疆与内地发展不平衡、政治上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建设薄弱、文化上民族冲突和流失严重、国际上面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新时期,如何在“中国梦”的激励下,正确处理解决新疆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对于实现各民族团结融洽、和谐共进、同谋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从新疆民族关系现状出发,梳理建国后为改善民族关系,党和国家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工作和实施的民族政策。在回顾历史成就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四个维度分析了目前妨碍新疆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各因素,并提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经济发展为保障,以文化建设为引领,以安全防范为保证等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新疆地区的稳定繁荣,新疆的稳定富裕反过来又可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新时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正确指引下,在“中国梦”的号召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夯实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基础,进而实现建设和谐稳定、繁荣富裕的“新疆梦”。

伊通满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满族自治县，也是一个多民族县，有满、汉、蒙、回、朝等十余个民族居住。目前学术界对伊通满族自治县的地理环境、资源、文化、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因此，笔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研究视角，以“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民族关系发展”作为研究视域，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系统分析、实地调研和综合研究等方法，进行了本次研究。 研究过程中对该县各个历史时期与民族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和认真梳理。从民族意识、民族政策、经济基础、族际通婚、民族语言、居住格局、人口迁移等影响伊通满族自治县民族关系的几方面因素着手分析。结合民族关系现状，发现伊通县政府采用多种途径对民族团结进行大力宣传，采用扶持帮助等手段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并举办各类活动增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这些举措都是值得其他民族自治地区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也发现存在对于民族意识的正确引导力度不够，民族政策落实不够深入，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委县政府对该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重视不够，教育事业发展存在阻碍等不利于民族关系发展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应加强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完善落实民族政策，促进伊通县的经济发展，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等几点建议。 总之，当今伊通满族自治县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研究伊通满族自治县的民族关系，不仅能够弥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伊通县民族关系研究的不足，又能够为伊通满族自治县民族工作的开展及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记忆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建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已成为多民族国家增强国家认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本文以历史记忆基本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一些案例为分析视点，探讨了历史记忆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流行十分广泛的一些观点，如“还账说”、“驱赶说”等进行了评析。对学术界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所谓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各民族交融一体”等观点进行了回应。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所应坚持的原则、途径等进行了思考。 全篇共分三章，采用理论构建→问题分析→对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和研究范式。第一章梳理有关历史记忆基本理论；第二章着重以青海和陕西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分析了历史记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三章对新时期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进行了思考，对新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评析，同时就新时期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应遵循的原则和基本途径进行了阐述，认为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期民族关系历史记忆构建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关系从来都是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重大议题。民族关系是否融洽、和谐是判断当今多民族国家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彼此交错杂居造就了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当某一个民族选择了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时,民族关系便开始萌生。在多元文化形成的同时,各民族也借由纷繁多样的文化表现构建出不同层次上的民族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各个民族在共生共处中的接触、交往、交流、合作或彼此产生偏见、成见、摩擦、冲突。各民族间通过选择而结成相互间的关系关联,并在跨文化的互动中,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知识、情感、情绪、观念,共同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为了解奠定了基础,为平和友善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村落社区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是学科之根,在跨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经历了起承转合仍屹立不倒、持续向前。田野和文本的传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抛弃。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镇化以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刻都不曾停歇,中国的村落正在上演一场“变形记”,多民族杂居村落中的民族关系也在“变形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田野,并将村落置于文化的各个层次中来考量民族关系。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与村落社区的结合,为民族关系提供了构建的介质和变化发展的场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展现村落社区中民族关系的形态。文章除了对以上的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与总结之外,也评价了我国村落社区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尝试性地回答了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村落社区研究出路的问题。文章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对村落社区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和评价；表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阐释了本文研究所选用的理论框架,以及文章写作所选择的切入点。第二章概括介绍了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又从自然和人文的角度对田野调查地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三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生计方式、居住格局中如何构建和发展,以及二者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四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语言、宗教和婚姻中如何构建和发展,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五章从民族关系的本质、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关系的过程和发展等方面对天堂村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总结。第六章在对天堂村民族关系分析阐释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启示下,回答了民族关系的存在形式；民族关系求同与识异；以及天堂村和谐民族关系如何构建、发展等问题。

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在民族发展及交往的过程中,无论是杂居还是散居,每个民族都形成了富有独特魅力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各民族经过千百年来的生存与发展、交流与交往,各民族之间相互借鉴和帮助,平等和谐地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从历史上看,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对于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社会主义中国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关系的稳定仍然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以东乡族、回族和汉族的民族关系为调查研究对象,选取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为调查点,采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族际婚姻、居住格局、历史发展、教育素质等几个方面出发,对东乡族、回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和分析。通过对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东乡族、回族和汉族民族关系现状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民族关系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文的正文主要有如下几章内容。第一章绪论,论述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并综述了相关研究动态和相关概念；第二章介绍了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的概况以及民族分布情况；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唐汪镇民族关系的现状与特点；第四章研究了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分别从经济因素、宗教因素、政策因素、族际婚姻以及教育因素等方面展开论述；第五章提出了改善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民族关系的建议,主要是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利用宗教、民族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等。 通过以上研究,希望能够为准确把握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深刻认识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科学、有效地协调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急剧变化,各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相互了解的日益加深,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逐渐多元化,散杂居地区出现了较大数量的族际通婚。族际通婚能够折射出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关系。本研究选取散杂居地区的西马垓回族村进行田野调查,主要透过西马垓的族际通婚来探析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最新动态。位于山东西南部的西马垓行政村是一个典型的散杂居地区的回族村。在与当地汉民频繁的交流互动中,世代居住于西马垓的回民的族际通婚比例不断上升,同时在继承伊斯兰文化的前提下,适度吸收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齐鲁文化,形成了有机结合伊斯兰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婚俗和婚姻观念。在对待族际通婚的问题上,西马垓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人们展现了不同的态度,加之对方的人品、父母的态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择偶范围等因素共同作用于西马垓妇女的婚姻选择。此外,笔者也对“他者”眼中的西马垓族际通婚进行了描述,深入阐述了西马垓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并在探析西马垓族际通婚的基础上对处理散杂居地区民族关系做了一些思考。本研究认为,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交互影响,互动发展。族际通婚使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彼此了解加深,减少了因不了解引发的民族摩擦,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关系和谐为族际通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族际通婚的增多,增进民族间的血肉联系,有利于改善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基因。族际通婚可以折射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所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借鉴公正、诚信、适度、包容理解、互相尊重等处理族际通婚中所遇问题的方法,来处理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不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凝聚各民族的力量共同团结奋斗,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年来,各民族之问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分散、小聚居的交错杂居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民族散杂居化日趋明显。尤其是当前,随着散杂居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与接触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加注重去维护本民族利益,这便大大增强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而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因此,从社会和谐视域中加强对我国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研究,对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各民族的兴旺发达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散居全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回汉民族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稳定,所以加强回汉民族关系的研究,对于研究散杂居民族关系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山东临邑县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地,总人口54.5万人,有回、满、蒙古、壮、维吾尔、撒拉等24个少数民族,1.7万余人。其中回族人口最多,有1.5万余人。为此,笔者选取山东临邑县为例,试图以公共管理学、民族学、社会学为理论支撑,探讨临邑县回汉民族关系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等,并在由此得出：在临邑县,和谐平等、互助合作的回汉民族关系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本文共分七部分,其中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对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和谐社会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之问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是结合山东临邑县情,对几十年来临邑县回汉民族关系进行系统性地回顾,并指出临邑县回汉民族关系逐渐呈现出互助合作、团结平等、相濡以沫的和谐景象。第四部分从建立健全民族工作长效机制、强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重视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方面重点论述了临邑县在处理回汉民族关系上的主要措施；第五部分通过运用深度访谈、案例分析、文献资料查阅等调查方式,选取了居住形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意识、民族交往等有代表性的变量,作为研究现阶段临邑县回汉民族关系的重点,分析总结了临邑县回汉民族关系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及因素分析；第六部分中,从倡导各民族“共生互补”的理念和促进民族的认同性整合、解决好发展问题与促进民族平等、依法建立有效的民族调控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构建临邑县和谐回汉民族关系的对策建议,为研究社会和谐视域中做好散杂居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本文将贵阳市花溪区董家堰村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董家堰村布依族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之下,董家堰村的外来人口、贵州民族大学学校师生与布依族村民之间的民族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及主客体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情况与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董家堰村的民族关系发展的情势进行了展望。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研究归属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畴,是当下民族关系研究的重点和前沿。在贵州省“三化同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城镇化建设对民族地区与当地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梳理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发展脉络,探讨城镇化建设与民族关系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从宏观层面把握民族社区城镇化过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对民族发展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由绪论、第一章至第五章共计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与写作缘由、写作方法和写作意义,回顾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理论、以及董家堰村布依族的研究成果;第一章重点介绍董家堰村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以及民族构成等概况;第二章试图论述城镇化进程如何影响董家堰村的民族关系,从经济生活、文化变迁、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城镇化影响下的董家堰民族关系状况进行分析;第三章承续第一章与第二章的研究内容,细致勾勒并合理论证城镇化进程中董家堰村民族关系的现实发展图景。其中城镇化进程中董家堰村民族关系的发展情况重点从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增加、文化交流频繁、社会交往增强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基于第三章进行的论述,本文在第四章中力求深入发掘,试图突出董家堰村民族关系在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社会交融等方面所体现出的问题,并予以论证、分析;最后,行至第五章,本文将对城镇化进程中董家堰村民族关系走向及相关问题进行展望。

公元1127年,中国东北新兴女真民族政权金灭亡了统治中原地区的北宋政权,从此开始了其在河南地区的统治,直至公元1234年蒙古政权所灭。在这百余年的统治时间内,河南地区被划为南京路、大名府路、河北西路、河东南路等进行管辖,其中,南京路所辖地区包括了今河南地区的大部分。在这些地域内生活有汉、女真、契丹、奚等众多人口和民族。基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些民族以及后来“入侵”的蒙古族之间产生了性质和内容多样的民族关系——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在这诸多的民族关系当中,女真人与汉人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金女真政权入主河南之初,女真人与汉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矛盾与冲突,突出表现为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相互交叠；而当公元1141年,金与南宋达成和议,划淮而治,河南境内民族间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逐渐趋于缓和,代之而起的是围绕土地和赋役问题的经济冲突；与此同时,民族间融合的现象也渐渐凸显,汉人逐渐融入到金人的统治政权当中,女真文人与汉人士人开始友好交往,异族通婚也逐渐被准许。金末,蒙古南侵,蒙古人与金统治下的女真人和汉人的冲突又成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有金一代,河南地区民族关系的显著特点是原居住族群汉民认可了金女真政权。究其原因,一方面来源于金自身,另一方面则是南方的南宋政权在初期放弃了对淮河以北土地的经营。来源于金自身,主要是指金统治者实行的一系列合理政策以及自身的逐步汉化；而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土地的经营则是指以南宋高宗为代表的求和派在宋金战争初期处于有利条件下积极与金谋求和议,答应金划淮而治的条件,在对待度淮而来的归正人时或拒绝接纳,或坚决遣返等。除了女真人赢得了汉人的认可这一显著民族关系特点外,金代河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尚有另外两点也值得注意,一是在社会安定时期,土地问题是民族间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冲突；二是金政权的女真统治者并不完全信任为其效力的汉人。本文拟分四个章节对金代河南地区的民族关系状况展开研究论述。第一章,还原金政权征服河南地区并在该地区建立统治的历史过程；同时,将金代河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及人口、民族进行简单描述。由此构筑金统治河南的时空背景；第二、三章分别对金代河南地区的民族冲突状况和民族融合状况进行重要历史回顾；第四章,对金代河南地区的民族关系进行历史分析,归纳其特点以及原因。

民族关系是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家城镇化比例的逐步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因务工、经商、入学、就业等因素从民族聚居地区流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比例越来越高,城市民族工作成为大型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工作政策性强,政治敏感度高,城市冲突燃点多,如何引导新的民族人口与新的城市文化相融共融考验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智慧、管理政策和文化引导能力。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访谈、观察、对比研究等方法,对广州市的城市民族关系治理进行了研究。论文首先对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作为研究理论视角的治理理论、社会融合理论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在全面深化改革对广州市民族关系治理的现实要求下,本文对广州市少数民族的管理服务现状、治理框架、政策制度、服务体系、特色文化、融入平台、社区民族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归纳出当前广州市民族服务管理工作存在治理体制滞后、服务体系薄弱、融合载体缺乏、社会组织缺位等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分析。通过借鉴和对比天津、浙江等国内大型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民族服务管理模式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本文认为要提高城市民族关系治理能力,需要在体制维度方面加强机构完善职能、在服务维度方面健全体系扩大覆盖、在社会维度方面培育组织承接职能、在文化维度方面尊重文化促进认同、在融合维度方面创新平台提高公共参与,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关系治理体系现代化。

民族关系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当今我国民族学领域重要的研究方面。民族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必然受到所处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卓尼作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区。这里属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前沿地带。卓尼不同于甘南州的夏河、玛曲、碌曲等纯牧业县,这里农牧并重,藏汉融合程度较高,交流频繁,民族关系特别。本文首先简要的介绍了卓尼县的概况和历史沿革,概述了卓尼历史上的藏汉民族关系,那现阶段卓尼的民族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卓尼县的一个自然村唐尕川村作为田野点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等方法,分析了唐尕川村民族关系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总结了当前制约民族关系的种种因素和藏汉民族关系的特点,并为构建卓尼和谐民族关系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各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的现象愈加普遍,散杂居人口的数量及分布的区域不断增加和扩大。散杂居民族关系已在我国民族关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协调和处理好散杂居民族关系,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入新时期,散杂居各民族的内部和外部均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民族自治地区的散杂居民族关系已产生不可忽视的变化和作用,因此,我们对民族自治地区的散杂居民族关系需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制定出符合民族自治地区特点的民族政策,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目前,民族自治地区的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研究在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中所占比例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四个方面对“彝—汉”关系、“傈僳—汉”关系、“傈僳—彝”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汉、彝、傈僳族之间的关系来透视新时期凉山彝族自治州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同时,从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两方面,分析影响“彝-汉-傈僳”之间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综合各影响因素,坚持发展民族经济,培养民族干部,优化民族教育的策略,促进散杂居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多民族聚居趋势的发展和扩大,对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社区中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和多民族杂居趋势现象日渐突出,民族关系愈加复杂。另一方面,散杂居少数民族得到和保障其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的诉求的要求。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北街社区民族关系为个案研究城市社区中的民族关系,从分析社区民族关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影响民族关系的相关因素,为城市社区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提出对策和建议。对于兰工坪北街社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调适其社区民族关系,充分发挥社区在城市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同时可以为城市社区的民族工作提供一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调查地点：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街道兰工坪北街社区。在实地研究中对社区管理人员和社区居民进行了深入接触和访谈,访谈内容包括社区居民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居住情况、流动与就业情况、收入与消费情况、宗教生活情况、个人发展情况、民族关系等,访谈结果经过记录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案分析和跨个案分析,分别对民族关系作了系统的描述、归纳和分析。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但自治地方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4.3%。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关系是我国最重要、最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一,民族关系的发展已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成为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自建州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没有产生过较大的民族矛盾,成为保持和谐民族关系的典范。本文主要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的安图县发财村为例,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村民族关系进行研究。文章在对当前国内民族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明确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分析安图县发财村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并着重阐述发财村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中良好民族关系的表现。在政治方面,发财村的两委成员由村中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四个民族的人员组成,选举过程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充分体现了政治的平等性。在经济方面,发财村经济收入主要靠种植业,特色产业有地栽木耳,在种植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中,村中四个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在发财村的土地流转问题上,与其他村落不同,承包土地的主要是本村村民,由此也加强了村中各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体现出了经济上的互助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发财村不同民族的村民在一起打花图,并组建足球队,共同参与娱乐活动；在饮食上,汉族吃朝鲜族传统饮食,朝鲜族也喜欢汉族的饮食；在建筑风格上,汉族和朝鲜族也相互借鉴,形成了朝鲜族和汉族相结合的风格；在传统习俗和人生礼仪方面,发财村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共同庆祝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一些汉族家庭也开始像朝鲜族一样过周岁等。发财村形成良好民族关系的原因主要是从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共同的斗争历史、互补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完善的民族政策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在经验方面,主要是提倡要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相互尊重,并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从而促进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相互帮助。

民族关系相伴民族的产生而产生,各个时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是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当今城市化背景下,社会流动更为频繁,民族关系较以往将更为复杂,新的民族关系正在孕育并将逐渐成型,而且在不同地域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此,本文将以安庆市为案例,对其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做出较为全面的研究,力求从中管窥中国城市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中部城市在城市化背景下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关键所在,分析那些外显的以及潜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更好的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智力支持。全文将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介绍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阐释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第一章介绍调查点——安徽省安庆市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及其民族概况。第二章概括分析我国,尤其是安庆市城市少数民族及城市民族关系现状。第三章系统分析安庆市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民族工作的开展。具体陈述安庆市城市民族关系面临的问题,介绍其民族工作的新变化、新特点及其在工作中对民族关系问题采取的主要措施与做法,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第四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民族关系发展变化前景进行展望。最后是结语部分,根据全文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