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关系,事关一个地区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缘位置重要,拥有众多的世居民族和跨境民族,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历来是各种问题的高发地带,研究如何处理好新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课题。 本文从国家在民族关系中的功能出发,通过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研究,分析了新疆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因素,最后从国家政策选择的角度,提出了新疆民族关系发展和调适的对策。 笔者发现,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家的疆域、主权、制度、结构和公共政策在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经济发展差距、民族分布格局和境内外环境都是重要因素。其中国家因素不容忽视,分析这些不利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引导和调控民族关系,实现新疆的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国家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做好民族团结的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优化资源分配,缩小各民族经济发展差距；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各民族社会文化交流；坚决打击和预防民族分裂势力,掌握民族关系发展方向的主动权,从国家层面对新疆民族关系进行准确引导,促进新疆的稳定和繁荣。

阿拉善左旗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蒙汉、蒙回、回汉关系,根据阿拉善左旗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阿拉善左旗的民族构成对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影响。本文通过对阿拉善左旗民族构成及民族关系发展的变化研究,深入分析少数民族移民进入阿拉善左旗产生的多元社会效果,即各民族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对方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同时,他们在民族关系的实质和表象呈现出来的新的面貌和特点。随着这些问题的深入,阿拉善左旗的民族关系的实质和表象也将浮现,进而分析阿拉善左旗的民族关系。通过对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研究,对当地政府更好的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切实有利的依据。论文结构：文章共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绪论。第二章阿拉善概况,以介绍阿拉善左旗的概况以及历史沿革,阿拉善左旗的主要民族,通过对阿拉善的历史追溯,对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汉族、回族有一个初步了解。第三章通过对早期迁入阿拉善左旗的汉族、回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与当地的蒙古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回顾。第四章通过饮食、教育、文化、族际通婚等文化因素来深入分析现阶段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的各个因素。第五章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前几章的比较研究找出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六章如何解决阿拉善左旗民族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保障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平等权利,使各民族之间更加和谐,与社会和谐共进,协调发展。缩小各民族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和干部等以及对阿拉善左旗蒙汉、蒙回、回汉和谐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构建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日趋明显。在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越加频繁,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和了解,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摩擦,使得城市民族关系变得复杂多样。面对城市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努力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巩固和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城市的良性运行,而且有助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以及积极促进56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北京市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6个民族汇集于此,各民族间交往空前频繁,为促进民族关系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北京市民族关系发展对周边地区以及内地与边疆的民族关系发展有着巨大的辐射力,直接影响着北京市、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因此,探究北京市民族关系发展现状,构建北京市和谐民族关系,不仅为北京及全国社会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而且为其他城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示范,以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本文以北京市为主,通过文献研究与个案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北京市民族人口现状、民族关系发展特点、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提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建议,为城市“大熔炉”中,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民族关系做些贡献。

学术界对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的研究较为关注,而对于当代云南民族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长时段综合研究的更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云南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较多,但是对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类型、特征和格局及形成原因研究不够,特别是关于云南各民族长期保持友好和谐的内外因素探讨相当不足。继承民族关系和谐的传统因子,促进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现意义。云南民族关系主要由国家政权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民族内部的关系三个维度组成。古代云南民族关系是由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与云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云南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融、云南各民族内部之间的互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使这些关系得到发展和稳固。而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由古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而来,同时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云南各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国家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指导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构了当代云南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关系,各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民族关系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趋势的发展规律,也将影响着云南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总之,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本文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可为深刻认识与理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的复杂历程与基本规律提供借鉴或参考。

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以诺苏彝族为主要聚居族群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小凉山地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现代国家权力进入小凉山之前,诺苏彝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在小凉山延续了几十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造和建设运动在小凉山的持续进行,这一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被迅速打破。特别始于上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更是把市场、贸易、商品等为主体的现代生活方式带进了小凉山。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变化的微妙变化。本研究立足于民族学对民族关系的研究范式,以宁蒗彝族自治县改革开放以来近几十年的民族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有关民族关系中外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宁蒗彝族自治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充分展示出了小凉山的历史风貌。通过实地调研的方法,收集核心资料,从当前小凉山地区族际交往、居住格局、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意识等几个方面,对宁蒗彝族自治县民族关系做出客观的评价。从小凉山地区人口因素、教育与就业、政治生态、经济与文化等角度对影响宁蒗彝族自治县民族关系的原因分析。最后,为构建宁蒗彝族自治县和谐民族关系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查阅收集有关小凉山各个民族以及民族关系的资料,研究分析了小凉山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关系。研究认为,以诺苏彝族为主要民族的小凉山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民族关系在经历了复杂的进程后,当前趋向于缓和,市场的力量介入到了当前民族地区后,对多民族聚居的小凉山地区民族关系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城镇化等国家意志和地方实际发展趋势的作用,今后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必将会更为和谐。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多元的文化也常常在同一时空相遇、碰撞。回族因其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及经商传统,与汉族广为接触。但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回汉文化上的差异性使其始终保持着清晰的界限。本文在梳理和分析鲁山县回汉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认为现阶段回汉之间“和谐相处”的背后仍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猪”常常成为引发回汉矛盾的导火索。对“猪”的不同态度,反映的是回汉两个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文化差异并不一定引发冲突,但由于民族交往不足而导致的对异民族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常常会成为引发民族间矛盾与冲突的关键性因素。在散杂居地区,回族处在汉族的包围之中,回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与挤压,只能在其内部艰难生存,这使回汉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文化隔阂,不利于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与友好相处。为此,本文借鉴族际接触理论和文化互动理论,提出要重视采用文化的手段来调适民族矛盾与冲突,加强回汉之间的深入接触,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沟通,以期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增进理解与尊重,包容多元性与差异性,建立多元文化差异共存的和谐社会,真正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笔者又具体提出从引导社会树立多元共存理念、加强民族接触与文化交流、着力发展教育等三个方面进行。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我国最新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其中强调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则是本次规划的亮点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城镇化发展中多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伴随产生的人口迁移,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更多了,民族关系表现的更为突出重要了。民族之间的频繁则极易致使民族问题凸显出来。我国西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讨论研究民族关系以及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调控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本论文除去导论,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部分,主要是讨论城镇化和民族关系调控理论。通过分析城镇化的概念,还有区分城市概念,将城镇化和城市化作比较分析。民族关系调控理论部分就是分析民族关系实质、党的民族关系理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等部分。最关键的就是针对民族关系调控,分为概说和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注意分析民族关系调控的定义、类型、原则和功能,在其机制分析主要就是构成要素和机制类型。第二部分是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脚步之下,针对民族关系调控的具体分析。这部分第一节主要讨论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状况、问题和原因分析。第二节就是分析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民族关系调控问题。首先主要讨论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脉络、特点和阻碍因素等,然后阐述西部地区民族关系日益发展,接着就是分析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调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剖析西部地区城镇化中的民族关系调控问题。第三部分就是在分析前面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要对民族关系调控有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民族关系调控的思考,要把握好思想原则,始终坚持和谐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然后就是提出完善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民族关系调控的具体对策,对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进行改进,主要表现在主体、手段和监督机制的完善。最后就是发展多元化民族关系调控策略模式,这样才能保证民族关系调控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近年来,中国乡村研究成为中外学界的关注热点。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总根源,近年来对民族地区土改运动所进行的研究不断深化,成果不断涌现,但对于研究民族杂居村的土改运动方面很少,特别是对壮汉民族杂居村的土改运动研究。民族杂居村是我国内地的一种民族分布形式,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构成了共同生存的村落,形成村庄、村民、种族三者之间的互动。云南省西畴县戈木村属于壮汉民族杂居村,1952年12月至1953年6月初,西畴县进行第二批土地改革运动,以戈木乡为重点,在整个土地改革中,特别注意民族问题,贯彻民族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关系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使民族杂居地区的土改工作更具复杂性。本文选取了云南省的一个壮汉民族杂居村庄,试图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结合当地的档案材料,探寻土改运动时期,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的互动。文中先探讨壮汉杂居村的民族历史矛盾,到土改运动时期阶级关系促进民族关系融合,以壮汉民族杂居村为政治运动主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获得土地,党获得农民”的目标。这使戈木村壮汉民族更加团结,在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方面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后讨论杂居村民族关系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和阶级关系对杂居村民族关系的改造。农村发展、民族和谐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对民族杂居村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伊犁是个多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对伊犁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贡献。民族关系影响到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和谐、领土完整和边防巩固。没有民族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讲改革发展稳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伊犁维汉民族关系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伊犁维汉民族关整体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新世纪以来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人才等方面。因此,论文试图为促进和改善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给出一些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民族关系研究相关理论概述及其作用。民族关系是在人们的交往中,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社会关系。第二部分分析了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现状。伊犁维汉的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长期在同一地区生产、生活、交往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误解和矛盾。但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根本原则的民族政策的指导,相关部门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宣传倡导下,维汉民族的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相互包容使民族关系出面融洽的局面。第三部分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影响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的因素。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正是在维汉交流与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才的作用而展开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促进和改善伊犁维汉民族关系的途径。改善伊犁维汉民族关系靠我们要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并加强宣传、正确看待民族文化差异、创新人才发展规划。这样才能够使伊犁维汉各族群众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及更加繁荣发展。

近代以来,作为我国重要民族聚居地的西北地区,在政局激烈动荡与社会巨大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利益斗争愈演愈烈,以马福祥为代表的西北回族军阀的逐渐崛起使当地民族关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鲜明的地域特征。随着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军阀势力对甘、宁、青地方控制力的增强,当地回汉关系在经历陕甘回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后呈现出倒退趋势,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宁夏在西北政局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地回汉关系既有受日益紧张的甘肃回汉关系消极影响的一面,又有因马福祥所奠定的“回汉和谐”群众基础而逐渐向好的一面,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全新发展道路。本论文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一、介绍本论题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和学术研究现状。系统回顾民国时期民族思想研究的总体情况,涉及西北诸马军阀的形成原因、民族特点、历史地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概括了这一时期宁夏民族关系的研究现状,构建了探讨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的理论基础。二、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民族特点和分布格局等内容入手系统阐述宁夏历史上的回汉民族关系,回顾左宗棠对西北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及其历史影响,生动反映了西北回族分布格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演变历程。在反思清代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相关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为探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三、论述孙中山、蒋介石的民族政策,反映“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理念在民国时期的延续与嬗变,为系统阐释这一时期主流民族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和民国以来民族政策演变历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揭示时代背景对民族政策的相关作用。四、系统论述马福祥“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民族观及其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扶持政策,以易督风波背景下甘肃回汉关系的剑拔弩张反衬宁夏地区回汉之间的风平浪静,凸显马福祥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与成果性。勾画宁夏民族关系在甘肃回汉关系紧张背景下相对缓和并逐渐趋好的发展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回汉和睦、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得出宁夏回汉关系在经历曲折和冲击后缓慢向前发展的历史结论。五、系统阐述国民军统治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展现当地民族关系在河湟事变与凉州事变冲击下曲折发展并缓慢恢复的历程。马福祥家族在国民军进军西北之时的政治选择既反映了马氏家族对宁夏控制力的增强,又凸显了宁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格局中的历史地位。马鸿宾和吉鸿昌在恢复社会秩序与修复回汉关系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其历史意义,勾勒民国时期宁夏回汉关系发展历程的曲折轨迹,探讨宁夏回汉关系恶化的原因与相关历史教训。六、系统论述宁夏回汉民族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脉络,分析论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政策的继承与创新。通过宁夏回汉群众合力抵御日本侵略和海固回民起义相关史实,探讨国内政治环境与民族关系格局对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影响。总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与甘肃势同水火的回汉关系进行比较后,肯定了自马福祥以来所奠定了“回汉和睦、民族团结”的民族关系主旋律。七、从历史学和民族学角度对近代宁夏回汉民族关系进行总体定位与客观评价,探讨清政府血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汉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分析论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相关原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所带来的全新气象,凸显了民族平等、回汉团结、和谐共荣、共生互补民族理念的正确性与成功性。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宁夏模式”在处理宁夏回汉民族关系时的经验,论证其对调整当前民族关系的启示。

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自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的二十年间,是晚清新疆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南疆变乱、阿古柏入侵、沙俄窃据伊犁等诸多重大事件,使得新疆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由于人文、地理之不同,南疆、乌鲁木齐以及伊犁地区发生的乱局,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新疆动乱的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十分明显。英国、俄国、土耳其、中国之间,纵横阖闾,瞬息万变。清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战迪化,平南疆,收伊犁,建行省,稳边陲,为后世经营西北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大致梳理和阐述。首先,简要考察了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及国内局势。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欧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格局,由此造成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波斯亦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得以出现,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发展壮大。中亚成为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归入俄国;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极力向中亚扩张势力。而清廷无力西顾,新疆危机四伏。在国内,太平天国影响最大。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严重消耗了清廷实力。在内忧外患中,士大夫阶层开始谋求自强之策,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此时兴办的各类军工及民用工业,为清廷平定西北乱局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大致梳理了南疆乱局的发生及演变进程。因内地协饷供应不足,南疆军政系统运转渐趋失灵,种种社会危机随之显现。陕甘回民起义是同治年间南疆动乱的诱因。官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会控制能力不足,是南疆动乱的内因。因与浩罕毗连,南疆乱局深受中亚局势影响。库车、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纷纷形成了绿洲割据势力。阿古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南疆的统治者,但由于清廷自乾隆朝开始的苦心经营,民心并未完全丧失。尤其是与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政相比,清廷的治理仍让当地人产生怀念。这也是后来清廷顺利平叛的潜在资本。其三,基本廓清了乌鲁木齐乱局背后的汉、回关系及其演变进程。新疆动乱之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已推行郡县制。当地民众以内地移民为主,其中以汉民、回民居多。妥得璘集团是清廷的反叛者,也是阿古柏征剿的对象。其建立的“清真国”,是新疆回民群体力量的集中显现。与此同时,边疆汉民被迫组织起民团武装,诸如徐学功、赵兴体、孔才、张和等人组织的民团,是新疆汉族群体力量的集中代表。在新疆这段历史中,他们抵抗阿古柏,抗击沙俄,辅助清军收复新疆,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其四,大体分析了伊犁乱局背后的民族关系以及中俄博弈的大致情景。伊犁为清廷经营新疆的重心所在,官军抵抗时间最久。在清廷的长期经营过程中,伊犁地区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差序格局。在内地协饷不济的情况下,这种特有的差序格局无法维系。同时,官府公信力下降,也是伊犁出现动乱的主因。伊犁动乱后,俄国得以介入。其五,主要阐述了清军进疆的准备及其过程。阿古柏无法将南疆绿洲整合成“哲德沙尔”共同体。1877年(清光绪三年)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俄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卷入其中,三大国在中亚的注意力瞬间西移,阿古柏苦心营造的外交保护网失去作用。同时,国内朝野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如何平衡,逐渐达成共识。于是,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南疆平定。第十次俄土战争,不仅加速了阿古柏的灭亡,也为清廷收复伊犁创造了良机。新疆善后工作头绪较多。伊犁收复后,建省筹划提上日程。其六,大致总结了清廷治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大臣的频繁议政,为清廷治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决策参考。此外,清廷收复新疆,得益于协饷制度的勉力维系以及军功保举制度的切实推行。对新疆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屯垦戍边都不是横空出现的新问题,晚清这段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标本,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辽代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在少数民族陶瓷中特点突出,品种多样,整体上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纵观辽代的研究成果,对于辽代陶瓷的研究并不少见,大多是以考古学的角度,从陶瓷的审美造型、纹样特点等方面进行研究,然而,从民族关系角度研究辽代陶瓷的著作与论文却鲜少见,本文的研究方向就是从民族关系角度研究辽代陶瓷。本文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辽土烧造,也被广大辽国人民所使用的陶瓷器,另一部分是辽境出土,外来输入辽境的陶瓷器。本文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结合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以民族关系发展历程中的重点事件为线索,纵向从时间上分析辽代陶瓷的特征变化,横向从空间上分析辽代陶瓷的地域差异。指出辽代契丹族封建化、汉化不断加深的历程对辽代陶瓷的发展与演进产生重大影响。进而总结出辽代陶瓷所体现的文化因素。在辽境出土外来输入陶瓷研究这一部分,详尽阐述了辽国输入的邢窑、越窑、定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窑场生产的瓷器,分析了各窑瓷器总体比例和阶段性消长变化,结合历史文献指出瓷器输入辽国境内的途径主要有掠夺、贡奉馈赠和贸易等方式,在此基础上讨论10——12世纪辽与五代、北宋中原政权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对陶瓷器产生的影响。

川盐仁边古盐道是川盐入黔的一条运盐古道,自四川合江溯赤水河而上,一直延伸至贵州北部、西北部、中部等诸多地区。川盐仁边古盐道沿线地区广泛分布着诸多民族,他们在这条古道上不断交往、交流、沟通、融合。川盐运输过程中将各民族自觉或不自觉的地纳入这段历史,使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仁边古盐道及各民族的史料,对古盐道辐射区域的民族关系中的经济关系、文化互动等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探讨古盐道民族地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及融洽的民族关系。文章分为:第一部分为文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重点与难点、论文创新点、相关概念界定等。第二部分对川盐仁边古盐道的历史及各历史时期民族的分布进行概述。川盐仁边古盐道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明代前的初步形成、明清时期的发展、1911年至1945年的进一步发展及1945年到1949年的衰退;民族概述主要对古盐道民族在仁边古盐道开通以后的各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分布进行简述。第三部分重点论述川盐仁边古盐道的发展对民族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从民族经济产业的变动、民族职业的细化、商号的发展、民族场镇的形成及发展等方面进行叙述。川盐仁边古盐的发展为民族经济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场所,为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的逐渐形成。第四部分着重叙述川盐仁边古盐道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主要从民族生活方式、民族饮食文化、民族语言、民族民间信仰、学校的创办、戏剧的引进等方面进行论述。古盐道的发展为各族文化提供了更好的交流平台,同时带来了多彩缤纷的文化,使各民族得以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各民族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第五部分文章主要从川盐仁边古盐道的社会治理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各时期的盐政管理、土地政策管理、会馆管理、帮会治理等方面来反映各民族在古盐道上的社会活动及各王朝的社会治理。理清历代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的治理措施,为我们研究古盐道的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第六部分是对川盐仁边古盐道民族关系的思考,这部分概括了古盐道融洽的民族关系对仁边古盐道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方面的作用。第七部分是结语部分,这部分对整篇文章进行总结,本文以川盐仁边古盐道的发展促进沿线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关系发展,最终形成“美美与共”的局面,而这又为川盐仁边古盐道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二者逐渐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关系。

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共同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交融态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发展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动民族工作走向新局面的必然要求。2012年5月,青海省提出了“三区”建设战略,即在未来五年中,把青海建设成“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三区”建设战略为青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奠定了有力的政策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理论指导,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发展的状况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重点分析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所取得的成就、经验和尚存在的一些不足与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青海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为党和国家制定符合多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和民族政策提供依据。文章一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关系的论述,阐述了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发展概况和取得的成就。本章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成就。第四部分为青海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研究。本章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取得的成就、经验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为青海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本章在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中存在的不足和启示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青海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