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民族关系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社会关系建设证明了的宝贵理论,它是中共共产党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总结。李维汉的民族关系思想内涵深远丰富,其形成来源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关于对民族平等思想的论述、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问题如何发展的科学理论以及苏联与中国革命民族工作实际经验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李维汉还运用因地制宜的辩证方法合理扬弃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以夷制夷”的传统经验,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民族关系思想,它既是李维汉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较为精炼地浓缩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进步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的关键,是民族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民生发展不平衡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民族歧视以及民族分裂主义成为了阻碍民族共同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中国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李维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始终致力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提倡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并参与制定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他与其他主管民族工作的党的领导人的不懈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的民族关系被誉为是民族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维汉民族关系思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最终使其民族理论具备了坚守原则、灵活多样、慎重稳健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新时代下,深入研究李维汉民族关系思想,正确地认识这一思想在维护国家安定与民族繁荣发展中重大的历史作用,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推进国家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李维汉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和本质进行探究及剖析,通过深入探索他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理论的具体运用,分析其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特点和当今启示,找出开展民族工作的内在规律从而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认识和把握。

和谐民族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最终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民族关系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使之更具复杂性,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作为我国北部边疆重要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关系的发展不仅关系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大目标,而且关系到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多年来,经历了重要的发展阶段,不仅使党的民族理论成为现实,而且在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时期内蒙古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各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论述,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基于内蒙古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分析了内蒙古民族关系状况和发展阶段。再次,通过对内蒙古民族关系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了内蒙古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并论述了内蒙古自治区在民主法制、经济发展、民族交往、社会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最后,在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关系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经验,从党的领导、经济建设、民族教育、和谐发展、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及任用这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为其他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本文所指安顺地区,以清咸丰年间安顺知府常恩纂修《安顺府志》时安顺府所辖地域为界,范围包括郎岱厅(今六枝特区)、归化厅(今紫云县)、普定县(今西秀区)、安平县(今平坝区)、清镇县(今清镇市)、镇宁州(今镇宁县)、永宁州(今关岭县)等地。民族关系,它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联系状态,包括各民族各种交往互动形式,它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安顺地区地处贵州以西偏南,处在滇黔通道上,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是布依、苗、仡佬和彝等族世居之地,也是汉民族较早移民之地,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贵州较早的地方之一。清代,中央政府在安顺地区推行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外来移民和当地各民族间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促进了安顺地区的开发,促进民族融合。本文以民族关系为视角,站在区域角度,依靠史料,结合田野资料,深入探讨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剖析安顺民族关系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本文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了解安顺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了解清代安顺地区基本建置沿革以及清代安顺地区的民族基本概况。第二部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探讨清代安顺地区民族互动情况。一方面,清政府在安顺实行改土归流,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阶级压迫导致各民族反抗。另一方面,着眼民族间的互动,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体现在村寨治理、场市开拓、农业生产交流、教育教化、意识形态、婚姻等方面。通过这些互动,各民族间隔阂日趋减少,民族间交流互动加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第三部分,对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特征及成因展开论述。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地域特点突出,多元共存,各民族在冲突中融合。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势力逐渐渗透到内地,中华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民族矛盾在安顺地区出现。清廷统治策略的变化、民族人口的变迁、民族经济地位、民族自我意识、国际关系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了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第四部分,论述清代安顺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及思考。清代安顺地区各民族间互动交流促进安顺地区的开发。最后提出一些感想,民族政策是保证地方长治久安到关键所在,经济基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根源所在。

清代的广顺州,指以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为中心的地区。广顺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汉族、布依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10余个民族。清以前,长寨地区的建置沿革与广顺分分合合相始终。明朝时期,广顺州经历金筑土司的统辖,后又“改土归流”废金筑安抚司置广顺州,但以原金氏土司为土知州,使广顺州进入“土流并治”时期。清雍正时期,广顺州南部独立长寨厅出来。光绪年间,长寨厅复为广顺州所辖。因此,整体而言清代的广顺州相当于今长顺县范围。清朝管理广顺州以后,彻底废除广顺州的土司制度,结束了“土流并治”的局面,中央王朝以“州——里——寨”或“州——枝——寨”的三级政区权力机构形式,对广顺州实行统治。清朝统治者在广顺州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措施,促进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同时,清王朝直接统治广顺地方,不断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民族问题主要集中于广顺州的南部长寨地区,清政府将贵阳同知移驻长寨地区,设长寨理苗同知厅,并置长寨营,对长寨厅实行军事统治。清政府在劝课农耕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民间集市,推动各民族的贸易交往。多元民族文化在广顺州并存,建立了州学、书院、义学等,使学校教育在全州实现从无到有。清朝统治者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广顺州各民族间密切的交往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这里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同时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本文以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将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探讨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全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清代广顺州的建置沿革、自然与人文环境进行概述,论及清代广顺州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及自然条件。第二部分,针对清代广顺州的民族格局及其管理进行梳理,论述该地的仲家(布依族)、苗族、汉族、仡佬族等活动主体的来源与分布,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阐述清代对广顺州的管理措施,其中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完善官僚系统的建设、颁布诸多“禁令”以促进当地的稳定发展,为下文深入探讨广顺州的民族关系奠定基础。第三部分,为全文的重点,围绕清代广顺州的民族关系展开全面论述。其中包括政治上的互动,即广顺州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广顺州地方之间的互动;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交流,包涵开拓交通、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传播、商业贸易活动及手工业的交换;各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即传播文化教育、相互通婚、饮食文化的吸纳以及节日文化的交融;语言的传播,凸显民族关系的融洽;民族关系典型案例分析,反映广顺州民族关系的独特性。第四部分,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进行梳理和分析。友好与冲突并存、以友好关系为主流、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为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开发、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第五部分,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发展进行深入思考。要发展好民族关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良好的民族关系,有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对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特征。通过深入探讨清代广顺州民族关系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协调利益冲突是解决民族矛盾的重要方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清代对广顺州的治理,为当今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坚决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建立和发展牢不可破的民族关系。这样,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十六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分裂的历史阶段,经历了持久而又激烈的战争,曾先后建立过二十多个政权。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由羯族建立的政权,其民族关系思想既具有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后赵前后经历七任皇帝,除石勒、石虎外,其余几任在位时间皆在一年左右,政治上未有建树。故此,本文对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论述主要围绕石勒、石虎两人展开。石勒与石虎分别处于后赵兴起、衰落两个阶段,因而造就了二人截然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其中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一些阐释。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后赵时期民族关系入手,分析后赵与西晋、东晋、前赵、鲜卑部落等政权的关系,从而引发对民族关系思想的思考。第二章详细论述了石勒时期的重要民族关系思想——胡汉分治,其中从“农牧两业并举”、“胡汉两制并存”、“胡汉两律并用”、“优容士族”四个方面来阐释“胡汉分治”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并针对其民族关系思想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力求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还原石勒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第三章阐述石虎时期的主要民族关系思想——贵羯贱汉。该思想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尊佛远儒,二是徙胡自固。重点对其思想中所具有的“一致性”进行了特点分析。第四章阐释了后赵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可以明确地看到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存在的许多局限性,也能发现它对后世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历史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赵作为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先声,产生了具有创新性的民族关系思想,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后赵民族关系思想,对完善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发展史,构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具有深刻意义。

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多民族国家长期关注和谨慎处理的问题。民族关系处理是否得当,是建设文明富强、和谐安泰的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前提。我国民族众多,且大多数民族居住在我国的边疆地区,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和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因为历史的原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反过来影响着现代民族关系的发展。认清一个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发展现状和民族关系的特点,这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凡意义。隆镇位于渝东南边陲,与湘、鄂、黔三省接壤。境内生活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少数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多民族聚居乡镇。通过对反映当地民族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了解各民族特点和各民族关系形成原因和发展历程等。在此基础上,就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发现,隆镇各民族经过长期广泛的接触,在居住格局上已经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族际通婚意愿和通婚率高,语言和风俗习惯趋于一致性,在交友活动中不再考虑对方的民族属性。可以说,隆镇的民族关系发展至今出现了文化相互交融,经济相互依存,民族边界淡化,交往范围不断拓展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有利于隆镇形成和谐共生、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的。同时,由于民族特色旅游业和政府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等因素,当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不断强化。又由于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技术缺乏,对教育的重视度不够,未能有效执行政府民族政策,历史制度等原因,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干部综合素质较低,少数民族“反向歧视”,宗族隔阂等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问题。鉴于此,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在明确当地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应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制定有效的民族身份认同体系。为缩小民族间的结构性差异,应扬长避短,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加快新时代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改变当地民族人才综合素质问题,需做好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为民族地区发展建设一支生力军。同时,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树立相互嵌入式新社区意识,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使各民族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民族关系在我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武陵山片区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多且民族关系和谐的地区。据资料显示,恩施州自建州以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没有产生过较大的民族矛盾,是保持和谐民族关系的典范。本文主要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来凤县金村为例,对武陵山区的乡村民族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详细描述混合居住的三个民族中的日常生活之间相互互动,以及对金村长期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概述。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三者之间的交往。发现一些问题,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对策和建议,为多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提供参考价值。金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其居住格局是主要以家族为主的“小聚居、大杂居”的分布格局。在族际互动上,他们的语言都是以南方方言为主,少数民族语言已被汉化,几乎没什么村民会说少数民族语言。村民们的交往都是遵循着“公平互惠”的原则,选择交往对象时也不会在注重民族这一成分,村民们对族际交往持十分开放的心态。在族际通婚上,因为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上都达到了一致甚至高度和谐,所以金村的族际通婚率很高。在民族分层上,金村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小。金村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基础设施也有所保障,民族分层的消弭助长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在民族意识上,金村的民族意识体现为一种地方认同意识,其民族意识弱,民族界限薄弱,这也和他们的日常互动的频繁有很大的关系。金村和谐的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居住环境的相互嵌入、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各民族传统友谊的继承发展和精准扶贫的成功实施。但是在这和谐的民族关系中也埋藏了一些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因素。贫困问题一直是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脱贫攻坚还在持续发展中,同时城镇化的进程使得传统文化的加速消亡,也使得金村的民族关系变的疏远。民族身份的社会象征性意义逐渐突出,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滞后等这些问题都存在于金村甚至武陵山区类似地区。为了进一步加强金村民族关系的融合,把金村变的更好,本研究给出了以下对策建议:一是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和谐民族关系做制支撑;二是继续坚持大力发展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为各个民族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三是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充实基层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深,进入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多,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民族如何在一个城市内和谐共生,是当今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民族理论为视角,以乌兰浩特市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乌兰浩特市的地方志等历史材料及政府政策公文涉及的民族关系;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收集关于乌兰浩特市地区的政府民族工作内容、居民的对于该地民族关系的看法。对于民族关系现状的衡量指标采取了“民族政策因素、民族工作因素、认同包容程度、跨文化理解程度、交往障碍以及基本利益是否冲突”六个指标为衡量方式。在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在第三章对乌兰浩特市地区的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在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以上述六个指标对于乌兰浩特市民族关系进行分析,对乌兰浩特市地区的城市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介绍,第七章对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乌兰浩特市的民族关系特点进行阐述。最后一章对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出了建议。民族关系状态关系到国家的团结稳定、长治久安,所以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可以影响到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所以我们要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进步,构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格局。

“初唐诗歌中的民族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旨在以研究初唐涉及民族关系的诗歌为基础,分析初唐时期诗歌中所反映的民族关系,并与初唐史实互映,挖掘初唐不同阶段唐王朝与各民族之间的战和关系。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来自西北地区的突厥依然是唐王朝的主要威胁,唐太宗与突厥展开了漫长的战争。唐太宗本着“绝域降服天下平”的民族观念,北伐征讨突厥。在高昂的民族情绪下,强盛的汉朝统治时代成为了初唐诗人们常常书写的对象,思慕汉代强盛的诗句下正是诗人们对未来唐与各民族关系走势的一种期盼。贞观后期,高丽叛乱,唐太宗以“取乱侮亡”为宗旨,东征平叛地方割据势力,收复故土。贞观诗人群体也时刻关注着唐与高丽的战争,他们一边赞美唐太宗的英勇神武,一面抒发着自己的报国热情,在紧张的民族关系下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诗篇。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民族关系更加严峻,政权的更迭和朝廷的内斗都加剧了唐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东北、西北、南方地区接二连三的爆发民族战争,这些战争持续时间久并且波及范围较广。北方地区的突厥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复国行动,裴行俭、张仁亶等人北上征讨。陈子昂先后随军征讨契丹和仆固、同罗,面对西北地区善战的匈奴后裔,他提出了“息边鄙,休甲兵”“重边功,明赏罚”的策略。骆宾王跟随阿史那忠部队安抚西域诸藩部落,诗歌反映了当时吐蕃、西域诸藩、突厥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待南方的蛮夷,唐王朝实行征讨与怀柔兼并的措施,在骆宾王、陈元光等人的诗歌中得以体现。在战争之余,唐与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都保持着友好的往来。民族交往使少数民族的酒文化、舞乐文化、边地习俗都得到了传播。在国家政权下的和亲往来也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金城公主入蕃引发了他们对国家军事实力、民族关系的思考。这一时期,唐派往各民族的使者承担着消弭战争、实现和平交往的友好目的。朝贡和互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唐与各个民族的交往,唐王朝开放自信的风气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综上,对初唐诗歌反映的民族关系进行研究,可对正史材料进行一定补充,对我们认识初唐时期唐王朝政治及军事实力的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突破了以往学界从边塞诗入手的研究局限,对初唐诗歌研究内涵具有一定拓展之益。

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关系变迁与历史事实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下,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苏联时期中亚民族国家划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费尔干纳盆地原住民族格局和关系走向,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使得原住民族和外来民族产生摩擦;苏联解体后,统治时期遗留的划界问题和经济结构失衡成为费尔干纳盆地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21世纪初,遗留问题成功解决和全球化合作视野将会为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合作和共同发展提供机遇。探讨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关系,就要提到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主要民族构成,费尔干纳盆地土壤肥沃、油气资源丰富、水力资源充足,对亟待发展的中亚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另外,盆地作为联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地区,占据欧亚经济圈的枢纽位置,是中国与欧洲、西亚等国进行陆路经济合作的途经地区,原住居民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费尔干纳盆地聚居并形成费尔干纳盆地的主要民族,民族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内核,成为新时代下民族合作的基础,影响着费尔干纳盆地的局势稳定,正是因为费尔干纳盆地的地理位置和开发可能性,其兴衰安定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关系,探讨民族和谐是共同发展的紧迫要求。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当今的世界依然存在各种暴力与冲突,尽管引发这些暴力与冲突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不得不说,民族问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民族关系也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放眼世界,中东地区、巴尔干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历来都是学者们考察民族关系的重点区域,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关系已成为影响地区局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一个多山地的国家,以天山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部又是费尔干纳盆地的组成部分。在苏联解体前夕,该地的民族关系就开始紧张并伴随有民族冲突事件的发生。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迎来了独立,但是该地的民族关系并没有迎来转折点,反而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点。由于该地是乌吉塔三国的交界处,因此民族关系的走向会影响到地区局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将利用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关系进行分析并找出该地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改善民族关系的建议。前言部分主要是对本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进行介绍,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状况,然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相关说明。第一章首先介绍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的分布格局以及苏联时期该地民族关系的相关情况。然后论述当下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存在的民族问题,包括吉尔吉斯族内部矛盾,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矛盾,吉尔吉斯族与塔吉克族的矛盾。在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概括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关系的特点。第二章主要是对当下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挖掘,这些因素主要是部族主义、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政策、边界与飞地、集体记忆以及水资源的使用问题。第三章主要是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提出相应建议。最后部分是结语,对文章进行概括与总结。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广大百姓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内容,不仅可以把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模块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加强了学生对中国古代虽然历经了战争与分裂的曲折,但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认识,也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总之,可以强化青少年的民族友爱团结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正确对待民族关系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持续发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方法。首先,以新课标下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为例,分析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料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特点以及选取情况,认为教材应适当增加民族关系史内容,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调整和提高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古代民族关系史料的数量与质量。在高中古代民族关系史教学中,必须依靠大量的古代民族关系史料。通过对高中古代民族关系史料教学中教师以及学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分析,得出加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证明这一问题,我们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査了菏泽市A中学和鄄城B中学的12位一线历史教师的史料教学情况,以及这两所学校中的482名学生的史料教学的反馈,发现部分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注重引导学生对古代民族史料及其作用形成整体认知,尤其是有一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古代民族关系史料选择太过随意,未能与当今社会民族关系史料紧密结合。针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出现的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料教学问题,尝试提出改进建议。第一,历史教师要注重“以生为本”,第二,应该引导学生形成对史料的合理认知,第三,准确合理地选择古代民族关系史史料,第四,结合当今社会充分恰当地运用古代民族关系史史料。这诸多方面在教学过程中只有紧密结合,才能够提高学生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进而增加高中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为了进一步说明和解决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具体以人教版必修一《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一课相关部分“唐朝繁荣与民族交融”为例,进行古代民族关系史料选择的片段教学案例设计,借此来具体说明古代民族关系史料选择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旨在以哈尼族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为主线,围绕自然环境、政治设置、经济互通、文化交流等角度,梳理出明清时期哈尼族与中央王朝、与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之间交往互动的民族关系,探究明清哈尼族先民与各民族彼此间交往互动模式及王朝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对选题时空问题及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和界定的同时,介绍了哈尼族民族关系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自然地理环境和明清以前的哈尼族先民,认为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是云南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环境基础,各民族多元生计方式的选择形成了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互相影响的民族关系。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明代哈尼族先民分布格局、明王朝对云南哈尼族地区的治理、哈尼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等方面探讨了明代哈尼族的民族关系。认为中央王朝通过对各少数民族土司管理的加强建立了以政治为核心的民族关系;卫所屯田、大量汉族移民入滇促进了山区经济开发及“夷汉”杂居的局面的形成,密切了彼此间经济、文化交往交流;儒学教育推广、汉文化广泛传播则使云南哈尼族及周边民族开始接受汉文化,促进了云南各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交流、加强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及王朝国家的认同。第四部分则讨论了清代土流参治、改土归流、土司辖区等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哈尼族先民的分布、王朝国家对哈尼族地区的经营及19世纪末西南边疆危机后哈尼族对王朝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认为清王朝政治设治措施、经济开发政策及文化教育举措对哈尼族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断深化国家治理权力的同时对哈尼族地区苛捐杂税、徭役征发等引发了以哈尼族高罗衣、田四浪等领导的反抗起义,加强了相邻地区各民族间的联合。19世纪末西南边疆危机的出现,使得哈尼族地区各民族使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哈尼族与周边各民族结成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体,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形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本文主要以杜牧、李商隐、贯休三人别集为研究对象,兼顾晚唐其他文人的文献,对其中涉及民族关系的部分进行研究,将文学文献与史乘记载相结合,探析晚唐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杜牧的诗文别集《樊川文集》中有多篇诗文反映了晚唐前期的西北边疆局势。当时吐蕃边患最为显著,河湟一带久陷于吐蕃,杜牧多次以诗言志,希望当朝统治者能够勤于边事,收复失地。杜牧又有多篇诗文记录了武宗会昌年间及宣宗大中年间唐廷应对回鹘、党项侵扰的军事行动,并在诗文中批评晚唐朝廷在抗击外族侵扰时的示弱表现。在与吐蕃、回鹘、党项的纷争中,晚唐朝廷虽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杜牧也均上表祝贺,但杜牧在其诗文中也揭示出当时朝廷的被动局面,指出了其处理民族关系时的不当行为。虽然晚唐时期边战频发,但是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未被阻断,《樊川文集》中仍有数篇诗文反映了当时唐朝与其他少数民族和平相处的事实。李商隐的诗歌与文章分别收录于《李商隐诗集》和《樊南文集》中。由于李商隐曾多次入边幕任职,因此他对晚唐边境形势的了解更加精准全面,这在其诗文创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李商隐在诗文中多次提及吐蕃边患,揭示出吐蕃在占有河湟地区的情况下仍存贪欲,指出吐蕃稽留唐朝使者的恶劣行径。除此之外,李商隐又关注到西南边境也遭受着吐蕃势力的侵扰,同时还面临着南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威胁。李商隐的诗文对北疆边患的反映更加全面,涉及与回鹘、党项、奚族之间的战争,他指出晚唐时期政治腐朽,统治阶层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失误,揭示出民族矛盾形成原因的复杂性。虽然李商隐对晚唐时期民族交往的关注重点在于民族矛盾这一方面,但仍有多篇诗文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的历史现象。释贯休有诗集《禅月集》,其中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对晚唐后期的边境形势有所反映。贯休曾亲历北塞,期间写下大量诗作针砭时弊,以眼前之景追溯历史故实,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反思,同时反映出当时北部边塞征戍不止的实际情况。晚唐后期,朝廷与吐蕃、回鹘、党项等民族政权间的纠葛均已大体化解,西北边境相对安宁,然而边防压力依旧沉重,边患仍未解除。除了对西北民族关系形势的关注,贯休游历南部边疆时所作的诗歌又对西南边疆局势有所反映。咸通年间以南诏为首的南方诸蛮久患西南边疆,在南诏蛮患被平定后,南海边疆仍然不时遭到当地土蛮侵扰。《禅月集》又有多篇贯休为外国友人所作的赠别诗歌,反映了当时唐朝与东部域外民族间的友好往来。贯休《禅月集》中涉及具体民族事件的部分不多,但同期其他文人如薛逢、薛能、高骈等的诗文作品对当时西南边疆发生的民族战争多有记录。从晚唐文人作品中看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状态,可以弥补史书阙载,对正确认识晚唐对外交往政策大有裨益,对全面了解唐朝民族关系发展更是有着重要意义。